王宜之和孙东垣有时到北大营去看望我和萧军。我们在星期日也去工业区看望他们。他们介绍我们同叶开认识，还认识了叶开的同学黄稚明。由于他们同王宜之和孙东垣是互相信任的好友，因此，同我们认识不久也信任了我们。叶开常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关外》杂志，反帝大同盟的刊物、宣传品不断地送给我们阅读、学习。这是我和萧军第一次接近共产党人，读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是对共产党的理论、学说和历史以及共产党的革命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还是知之甚少。

12月，各队规定的军事课程学完，经过考试已经结业。各队同学都要求印发同学录，上级批准每个中队选出两名同学负责办理。我和赵应坡在本队被选参加这项工作。全总队3个大队，11个中队共选出22名同学。经过多日进行征集照片、简历，整理编辑，交付印刷以后，我们22位同学曾在一起合影，聚餐留念。这时有人提议应该组织同学会，以便将来分配到各部队工作，可以经常联系、互相帮助，成为一支能够保国卫民，团结战斗的军事力量。大家都表示同意，决定由我起草同学会组织章程。

我还没有起草完同学会组织章程，一天深夜，我正在宿舍酣睡，中队的值星官孔庆田挎着红带子，总队的副官刘克武提着黑红军棍，将我唤起，让我穿好军装，将我押送到总队部一间办公室。那里已经有9名被押送到的各队同学。其中有的熟识，有的并不认识，都在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这些同学中同我最熟的，是十中队的同学张寄千和郎乾枢，我正想问问他们，我们为什么被押送到这里，这时总队部的一个值日副官将我们集合在灯火通明的院内，甬路的旁边。总队附王瑞华穿着一身便装，萎靡不振地从他的办公室内走了出来，完全不像平日在操场上穿着军装训话和检阅时那样威武了。他站在我们面前说：是宪兵司令陈兴亚要同我们10人谈话，要谈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他只这样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就对站在他身旁的宪兵司令部侦缉处处长雷恒成说：“这10个学员交给你了，你就交给陈兴亚吧!不过，你要记住他们可都是副司令长官(张学良，1928年9月任南京政府中央陆海空军副司令)和我的学生!”雷恒成也没有穿军装，只穿着件灰色长袍，戴一顶灰色礼帽。他狡猾地说：是陈兴亚要同他们见面谈一谈，并没有其他问题。他就引领我们10名同学，在总队部门前的停车场上，坐上了5辆小汽车，每辆两名同学，还有两名宪兵早坐在车内。在小汽车行进时，两名宪兵都靠近了车门，这时我才明白是被捕了。

东北宪兵司令部是在沈阳小南门里路西。小汽车开到了宪兵司令部院内，先把我们送进一个大客厅里。雷恒成宣布要等候陈兴亚前来谈话，说完他就走了。直到快要黎明，陈兴亚也没有来，宪兵将我们送进了看守所。天亮时又将我们分开送到各处宪兵分队的看守所。

萧军知道了我被捕以后，将我的衣物、书籍加以整理，把我还保存的共产党刊物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以及还没有起草完的同学会组织章程全部销毁。他又找中队长王冠儒、大队长张学骞询问，为什么将我逮捕。王冠儒和张学骞都说不清楚逮捕原因。他又去找总队附王瑞华询问。王瑞华说是中队里有人写了黑信，密告被捕的10名同学都是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活动。萧军当即向王瑞华证明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愿以生命担保。王瑞华也说这是一种诬告，并怀疑陈兴亚因为他们关系不好而借机报复。他说已令人侦查是谁写的黑信，还令萧军进行侦查。

萧军怀疑是九中队司务长武克文写的黑信，因为九中队被捕的人最多。被捕的人都查过武克文管理的伙食账，发现他有贪污舞弊行为。萧军对王瑞华讲了武克文的可疑情况，王瑞华就令他的副官对武克文进行了审问。武克文说他没有写，王瑞华就以他有贪污舞弊行为，将他打了一顿军棍，开除了军籍。

萧军知道我是被宪兵司令部逮捕的，他又去找东北宪兵教练处教官殷葆忱设法营救。殷葆忱问到我是被押在沈阳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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