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06年12期 作者：张闾蘅 

人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与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一)

我们张家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森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这种互相的依持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1954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开开“洋荤”。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院楼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人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我的记忆中。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我家坐坐。

说是正式见面，毕竟隔了两代人。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在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初次会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问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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