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皮爱热闹的性格跟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只要我们在，大伯几乎每天都来。这也是大伯喜欢到我们家的缘故吧。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时上楼来催，大妈有些紧张，可大伯正聊到兴头，故意装听不见，能多待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每次看到大伯如贪玩的顽童不愿“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里又痛又恨!大伯、大妈已经被他们囚禁了那么久，为什么还不放过他们?这种“管束”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听大伯讲，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他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个“顽童”般的大伯，喜欢与他聊天，听他讲故事。只要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会被他的睿智魅力所吸引。

(五)

我常对自己说，我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位长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对我们的呵护、关爱，细微无声，常常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娓娓道来。从他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异国的儿女……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闾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我呢，1979年“贸然”进了中国内地，乘火车去了广州。

这是我自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我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我去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道了情况，是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白问。

有惊无险，反正也是“记录在案”，我依旧不管不顾地进出内地。我去了许多地方，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伯说过的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回台湾后，赶紧一一告诉大伯，我就是想让大伯多知道些曾经在他梦中牵挂的人与事。1982年，我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说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在台湾，我们与大伯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但我心里清楚，是大伯的言行影响和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和妹妹闾芝的人生。我曾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为他多做点事，让他心里的愿望得以实现。这就是多年来催迫着我奔波于途的心愿。

大伯、大妈后来去了夏威夷，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同沐浴着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眼看着他挽起袖子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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