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完大学，1967年，我回到台湾，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最常来的总是大伯、大妈，1964年他们在台湾经历了“离婚”、“结婚”，人生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已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非常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他还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大陆去看看……这一想法，彻底改变了我所有的计划，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

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他的情感。在他们家里，除了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之外，其余“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来的看守特务。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保密局的警卫点，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焐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了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好几年，都是大妈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有时我会想，那些囚禁的日子、与世隔绝的时光，大伯、大妈是怎样熬过来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呢?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他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他的讲述中，张家的“老事”、人与物似乎都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遥远、陌生的人与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台湾的张家后人来说，清晰得似可触摸。

(四)

日子久了，我与妹妹闾芝成为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我们三人聊，大妈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我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我们，有时大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妈，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和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大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大伯笑着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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