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 “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 “红鼻”。比如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５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８月１７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 ‘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１９２２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６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 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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