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顾氏日记，有他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３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１９２６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１０年后的１９３６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此事：“当１９２６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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