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对。所以在现在这种学科体制下,现代的学科分科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国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古典的学术,也有它的合理性,而且可能为其他分科之后的学科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就是说,假设你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文学的、中国历史的,那你就和研究国学的人关注点不一样,特点不一样。那么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政治学、中国法学或者中国教育学的人,可能就需要从国学那里去吸收营养,国学因此就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学科而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学科可以并存。

讲到制度性的基础,我认为有两个。一个就是要在国家的学科的门类里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定要进去。因为它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是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第二个就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制度方面也可以建立一个基础。这又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书院。现在建书院是个热潮,有的是恢复古代书院,我们做了之后,像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很多书院都想向我们学习,把古代书院结合到现代教育体制中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这种书院和国学是非常合拍的,最早熊十力、梁漱溟、包括钱穆先生,他们讲国学的时候都是办个书院讲国学的。再一个方式就是国学院。我认为以这两个机构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在国学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主持人(梁涛):武汉大学虽然不办书院,但是你们办了国学班,招国学博士,请吴根友教授讲讲你们办学的情况。

吴根友:现在的文史哲分科有它的长处,是培养各方面专门人才的,但是也有它明显的弱点,就是文史哲分科之后,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哲学的,很多方面本来应该通的,结果不通,做中国哲学史的不懂得音韵训诂,文字很多解不通。我们有一个做西方哲学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他看到一篇写中国哲学的文章里面引了一大段古代文献,后面又不解释,他便当面质问作者,这段话引的是什么意思。那个作者说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他说我问你具体是什么意思,作者讲不清楚。就是说做中国哲学的,他连中国古文都讲不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基本训练上出了问题。郭齐勇老师一再强调说,我们武大国学班,就是要补救现在人文方面文史哲分家的不足。通过培养通才的办法,弥补我们现在分科的弱项。这是我们基本的办国学班的理念。也是一个取弱的思路吧,免得引起和别人的碰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于2000年创办了国学实验班。当时我们只招二十个学生,结果有将近一百人报名。一直培养了两届学生之后,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保送研究生的事情。培养基地有一半可以保送研究生,而国学实验班不在体制内,所以保送得很少。当时郭老师是院长,他就到学校里去要,要到了这个指标,大体上也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研究生毕业之后还要读博士怎么办。我们前年开始努力,去年正式通过国学的博士点,今年开始第一次正规招生国学博士。因为国家没有国学博士学位,所以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变通的方式:在国学这里培养的学生,你自己想要什么学位,你就在历史、哲学、文学里面去拿学位。当然,学的知识我们是用国学的方式来构架的。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课程体系,按照吴光老师的说法就是,有本科的、硕士的、博士的。本科主要注重于通,就是关于中国整体学术的一个基本的,按照清代学术的说法,就是辞章、义理、考据,我们三者兼顾,掌握基本的古典音韵训诂、通史、通论。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分方向,跟各个导师研究你的专长。硕士生的时候课程体系就不再在历史哲学中文里面上课了,我们专门有个国学教研室,国学教研室就是把我们文史哲中做中国学问的、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老师们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学教研室,以这些老师的特长,再根据中国学问自身的要求,增设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在研究生课程上再增设博士生的课程,就像金字塔。目前整体运作还是比较良好的。

主持人(梁枢):你们那个国学教研室是不是虚体?

吴根友:实体。我们有教研室主任,有正式的编制。现在它的行政编制挂在我们哲学院,但它所有的课程体系全部都是独立的。编制在研究生院里也是单独给的,比如我们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名额跟哲学院、历史学院都不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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