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书屋》 2006年第9期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动一时，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后来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权”、“无神论”等理念亦发源于此。“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启蒙运动中的翘楚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来自中国儒学，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玛窦初至广州……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此“融通阐发”（Accomodation）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1709-1717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二十七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1726-1727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又专门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将大约七千种西学书籍带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七百二十三种，其中以法国为最多。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十五年后他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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