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魁奈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完全继承自孔子。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国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必须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领袖阿贝尔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将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此种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认为：“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他认为，“理性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肤浅、表面、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中国的专制政治》初版，富兰克林即进行过深入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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