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３年３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凶犯应桂馨躲入租界，邵元冲据理与租界当局力争，终于将应犯引渡归案。“二次革命”时，邵应孙中山之派，赴日参与肇和兵舰起义，后北上到胶东助居正策划讨袁，被任为山东警备司令，又于次年率中华革命军攻克山东潍县。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中山先生谢世，在追悼会上，邵元冲讲演“孙公略史及三民主义”，以后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等多种场合，邵元冲多次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中国国民党之中兴运动”、 “孙中山乙未广州起义经过”、“孙公革命之精神及其大节”；拟《总理学记》、《辛亥革命之意义》，对中山先生的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他还利用报纸杂志、演讲、摄影等宣传工具和形式宣传“三民主义”，宣传爱国思想，批判卖国贼，赞美祖国河山，促进经济建设，唤起民众觉醒。

邵元冲还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出了力。他订改黄埔军校讲义，讨论军官学校校歌。特别是担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后，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部工作办法，并亲自任课，主讲中外革命史。

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邵元冲无论在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还是立法院工作期间，都与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当看到日寇陆续入关侵犯我国土时，邵写道：“寇日深，中枢再不决杀贼，民必尽去，亡无日矣。”“党史会上，老者昏庸，少者腐化，奄奄度日，一事无成。”１９３４年，蒋介石对新闻事业及记者进行了严格的制裁，下令《时事新报》及北平《晨报》停止邮递。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说这“从法理系统手续而言，全无是处”，并电蒋介石“关于彼近来处置各新闻事，劝其务崇宽大”，指出，“对舆论抑制太过，殊虑异日之反攻也”。邵元冲愤而辞去了宣传会主任一职，蒋介石先派陈立夫后由他本人直接出面挽留，邵坚辞不留，并草书“此时佞臣国贼方群以媚倭为护符，余实不能作应声之虫，得自洁于浊流”。

邵还与汪精卫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５年元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在讨论对日外交方针时，汪精卫主张“谋中日之亲善”，邵当场指出：“ 一不自慎，即足为日寇予我以重重束缚而不易振拔。”在政治会议上，汪精卫提出对日本表示和缓原则，邵批驳道：“日寇迫胁之行动必仍变本加厉”，这样做，“ 民间之疑虑及对政府之反感”必加增；在中央常委会上，汪精卫“主张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关于日寇侵略中国之史实，完全删去”，邵痛陈不可，坚持“教育工作应用民族精神训育”。

阎锡山的幕僚俞家骥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委任山西军阀阎锡山（时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晋、冀、察、绥４个省区及平、津两市，统归阎锡山统治。骤然间，阎锡山得到这么多的地盘，显然都很不巩固，因此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策划如何治理新区上来。

阎锡山认为，用人是很重要的，在他所属的地区工作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是忠于他的人，因此大批从山西调入。此时，山西不少知识分子和阎锡山的旧部、老相识都利用这个机会到阎身边工作的，俞家骥就是其中之一。

俞家骥，字涵青，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出生于绍兴。他幼年就读于家塾，十分勤奋好学，国学底子十分厚实。成年后，俞家骥负笈京师，入国子监求学，成绩优秀。后来，他被分派到山西垦务总局去任文案兼提调。俞平素爱好书画艺术，自己的书画虽然很不出色，但鉴赏能力很强，并且个人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他收藏一些名家作品，于茶余饭后拿出来仔细赏玩。这种爱好弥补了垦务局那种单调而清闲的生活，使他安心于此，一干就是好些年。

进入民国以后，俞家骥开始得到重用，先后出任过山西省阳曲、榆次、临晋、大同等县的知事。所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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