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近代史研究》杂志2007年第2期   作者：瓦尔多·费拉蒂   翻译：罗敏

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 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

除了上述重大意义与影响外,关于西安事变,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西安事变的最终解决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便是其一。与此相关,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长齐亚诺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引起特别关注。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齐亚诺之发迹,主要因为他与墨索里尼女儿的婚姻。作为墨氏的女婿,他在法西斯政权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起初担任新闻及宣传部长,1936 年6 月出任外交部长。此前,他曾在中国任职数年,1931 —1933 年“满洲”危机期间,出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正是由于这一经历,他获得了关于中国的亲身体验,并结交了许多国民党政要,其中包括总司令蒋介石。他和张学良之间的个人友谊也开始于此时。

张是西安事变中大名鼎鼎的主角。张于1933 —1934 年访欧期间,曾是齐亚诺位于托斯卡纳卢卡附近庄园的座上客。早已为历史学家所指出且众所周知的是,西安事变期间,齐亚诺利用其与张学良的私交积极营救蒋介石。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学者从当时意大利对华政策,或意大利全球外交战略的角度,来解释他的初衷。

在这里,我试图以意大利外交部历史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为主,辅以其他资料,探讨这一问题。在我们考察意大利应对西安事变的外交反应之前,似乎有必要简要勾勒一下中国在当时意大利政府的外交战略中的位置。20 世纪初意大利在天津拥有少量的租借地。1922 年,意大利签署了九国公约。该公约重申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及门户开放的原则。意大利对1927 年后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采取友好态度。在1930 年代,它奉行积极扶植国民党的政策,帮助南京政权建立现代化海、陆、空军。1933 年,财政部长宋子文访欧前夕,中意之间签署了有关财政合作的协议。

除了上述支持外,1930 年代前半期,意大利政府先后向中国派遣了两个军事考察团。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航空方面的考察团,似乎在东亚充当了先锋和领导角色。它的一举一动均为日本方面密切关注。1934 年,日本驻意大使曾向墨索里尼抗议意大利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出售武器。而在当时,对1929 年经济大萧条后正在积极寻求新的贸易出路的意大利工业而言,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

由于在中日冲突的开始阶段,意大利政府采取亲华的立场,日本政府于1934 年“天羽声明”前夕,通过其驻东京大使馆向意大利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尽管自1920 年代后半期以来,意大利对中国政府的修订新约行为采取温和态度,然而时至1935 年,中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已呈密云不雨之势。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非洲大陆唯一的独立国家,也是日内瓦国联成员国———的行为,引发了支持日内瓦公约的盟约国之间的国际纷争。它们担心意大利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做法会被纳粹德国所利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乎意大利人的意料,他们发现自己居然与1933 年宣布退出国联、以“朝阳”自诩的日本“同舟共济”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在此时立即改变。甚至在1935 年12 月中国代表团支持英国提议,投票赞成国联大会通过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以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仍向意大利驻华大使一再保证称,制裁有名无实。此后,中方再次保证,待风平浪静后,意大利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将恢复正常。尽管后来由于强制性制裁的执行,和日本承认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致使意中关系受到影响,但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齐亚诺作为意大利新闻及宣传部长,主张反对日本,建议舆论采取亲华倾向。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意大利的舆论界表达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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