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意中关系受到完全来自欧洲内部政情变化的严重冲击。1936 年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因为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将军发动叛变,而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苏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已于1935 年加入国联,受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影响,苏意关系已阴云密布。1935 年至1936 年间,法苏结盟后,意大利开始担忧地中海地区势力均衡将受到影响,尤其恐惧苏联借干涉西班牙内战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齐亚诺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有一种试图通过联苏、联共实现共同抗日的倾向。他认为如果蒋介石与斯大林合作的话,由于苏联在航空事业方面的竞争力,意大利在华利益将会严重受损。而且他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威胁,将有助于牵制苏联

积极干涉西班牙事务。这一考虑最终导致意大利转向亲日。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齐亚诺十分了解苏联或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仅仅视中共为莫斯科的跟班。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猛烈攻击,致使意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1936 年秋,意大利与纳粹德国的外交关系处于平静的恢复阶段,基本与中国事务无涉。这一时期,齐亚诺遵循双重路线,一面暗示政府向国民党提供军援,一面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其与日本人的合作,特别是在东京方面承认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以后,将有助于抑制英国在地中海势力的扩张。

意大利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应置于这一背景下来考察。12 月13 日,意大利驻华大使通知罗马方面,张学良军队在陕西发动兵变,囚禁了总司令蒋介石。意大利航空代表团的新任团长和蒋夫人宋美龄及孔祥熙一起离开上海。大使不很清楚张学良的意图,但是强调叛乱的危险性。他观察到蒋在激发民众抗日情绪方面已走得很远,而在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事实上采取妥协态度。这使得蒋进退维谷。东北军之所以发动兵变,坚决主张抗日和联共,实际是在步蒋之后尘(指前文意大利方面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有一种试图通过联苏、联共实现共同抗日的倾向”而言———译者按) 。

大使还认为类似的军事行动将会蔓延至华南,广西方面主张统一战线的势力非常强劲。几天后,他在一封电文中补充称,西安所发生的一切依然扑朔迷离;中央军的几个师正向西安移动,但因恐危及蒋的生命安全,估计不会发动军事攻势。他强调,中国存在投向共产主义的危险,这将令整个世界为之不安。在罗马,驻华大使的观察为其他消息所证实。意大利舆论理所当然地认为张学良与中共勾结,并通过共产党受到苏联的鼓动而发动叛变。意大利媒体完全追随日本官方舆论对事变的报道。

12 月14 日,齐亚诺以私人身份致函张学良。在这封平和、友好的私人信函中,齐亚诺劝说张尽量释放蒋介石。然而,他的真实反应则非常紧张。同日,他致函驻华大使称,他根本不以张学良为然,声称张想让中国落入共产主义的魔掌。齐亚诺要求驻华大使一定要让中国政治家明白,若在苏联与日本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虽然令人遗憾,意大利必须选择日本。他向大使提及自己与张学良的旧日私谊,命令大使警告张,对苏联的纵容将会使他失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友谊”。

在驻罗马的中国大使馆官员看来,西班牙内战与西安事变的背景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或关联。这可从英国驻罗马临时代办的报告中得到证实。这一报告记述了其与中国驻意使馆沈参赞之间的会谈。沈参赞称当时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途径。一种为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所提议,主张武力解决。军令部长何应钦赞成此议。报告指出:“沈先生非常担心若南京拒绝张学良的要求,张会断然走向联共。形势的微妙之处,更在于冯玉祥此时已掌控了南京的军事政策。冯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采取既除蒋又去张的策略。沈个人觉得,在张已事实上联共,并欲令苏联走上前台的情形下,冯会更倾向与日本人做交易。但无论如何,此时一切均取决于宋子文,视其协商之结果而定。”

沈认为,张学良及其对手,因经济上的原因,均陷于困境中。因此,宋子文的调停很可能成功(沈参赞与英国代办的谈话是在12 月21 日进行的) 。英方代办的报告称“中国使馆人员都忧心忡忡”,并担心“西班牙刚刚发生的一幕会在中国重演”。上述看法很可能已为意大利外交部长所知。通过日本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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