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各国纷纷采取具体应对措施。英国通过其驻南京使馆,召集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外交官采取一致调停行动,确保释放蒋介石。英方的建议为国民党内部分高层官员所赞同,作为交换条件,张学良的安全也须保证。12 月20 日,齐亚诺命令其驻华外交人员与英方合作。直至圣诞节事变结束前为止,各方均未采取其他进一步的措施。无论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还是罗马的外交部,一致认为事变在没有苏联插手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这是最为圆满的结局。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最终的结论或许有失偏颇,但应该指出:至1937 年上半年为止,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直奉行双重外交政策,一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一面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同时在处理与这两个远东国家的关系时,尽量保持独立姿态。1937 年春末,意大利向南京派遣了另一个经济方面的代表团。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齐亚诺虽从未特别亲日,但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后,他认为这一冲突的最终责任者为苏联。1937 年8 月21 日中苏协定签订后,齐亚诺不顾意大利在处理远东冲突时一贯奉行的中立政策,告诫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同情日本。

因此,正如西安事变中所预示的,我们可以认为,齐亚诺远东政策之关键应被视为根据其西班牙经验、服务其欧洲利益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齐亚诺或墨索里尼具体的对华政策的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安事变对意大利而言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1937 年下半年,意大利与日本、德国结成同盟。而意大利远东战略的转型,即最终放弃1930 年代早期的亲华立场,至少局部起因于齐亚诺的日本优先论。在齐亚诺看来,若意大利对华政策面临来自日本与苏联的竞争时,意大利将优先考虑与日本而不是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齐亚诺这一看法的首次完整表述是在1936 年的西安事变期间。由此可见,意大利的远东政策之所以发生根本性转变,肇因于其与苏联之间的摩擦与竞争。而意苏之间的纷争肇端于西班牙内战,及1930 年代中期苏联的亲国联外交取向。意大利在远东的选择完全以其欧洲利益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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