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春秋》  作者:郭静洲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而且是经济的斗争。在经济战线上表现最尖锐､最复杂､最特殊的，还是中日“假币战”。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自“九·一八”开始，在我国华北利用不法商人､汉奸套购法币，换取铜圆､银圆，私运出境，购买物资或资敌制造军火。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便密令日本特务机关，研究对中国开展货币战。他们认为法币是中国的统一货币，并与英国实行固定汇价，在群众中有巩固的基础。1937年6月，中国发行的14亿法币中，有4亿流通于华北､8亿流通于华中，因此法币成为日伪在沦陷区确立金融统治､推行伪钞和日本军用票的障碍。

1938年底，日军占领了中国主要城市与一部分地区，因为占领区扩大，战线延长，由于自身的资源､兵力所限，于是停止了对华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取得在占领区的金融垄断，日本特务机关受命伪造法币，藉以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出面网罗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进行伪造中国法币的研究。这一行动得到时任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大力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筹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

造币小组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紧锣密鼓地制版印刷，在很短时间内就印出几十万元成品，从日本运往中国，打入金融流通领域。但由于他们粗心和技术上的失误，所造的5元面额假币被群众一一识破，成为废纸。为此，山本和井上源受到上司的严厉斥责。

日本国内资源贫乏，一直受到外贸入超的困扰，自陷入对华战争的泥淖，军费开支过大，外汇资源更加缺少。当时，中国法币仍可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中外银行买卖外汇，日本正需要大量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因此对伪造法币特别倾心。1940年4月，日伪又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法币共500多万元。为了不易被人识破，这些假币还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外观上成为使用过的旧币。在发行渠道上，利用在华特务机关以及沦陷区的“商社机构”，如南京和广东的“松机关”､开封的“梅机关”､北平的“兰机关”､青岛的“竹机关”以及上海的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等，将真假币混和使用，鱼目混珠，悄悄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抢购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香港。日本特务机关在香港查获中国制币厂，强占了造币机器及材料。我国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的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器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也被敌人所获。日本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获得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上，查获美国制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制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多元。日本从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加工后便运入中国，投入市场。同时，日军侵占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利用租界内的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钞票印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印制假法币，偷运到国统区套购物资，扰乱中国金融。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伪造法币总数达40亿元。计有中央银行民国十九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央银行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十五年美国钞票公司上海地名5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四年德纳罗公司无地名5元版､10元版;中央银行二十五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无地名1元版;中国农民银行二十五年德纳罗印钞公司5角版1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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