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破获了桂林､全州､浙江､安徽等地贩假､卖假案件多起。在反假币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取了“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介石曾命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制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并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中国银行造币厂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还通过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关系，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印刷，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日伪假钞悄悄运往江西上饶，从这里运往沦陷区，进入市场流通。1943年，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突然宣布:“近日发现大量10元假票的储备券在市场上流通，本行不予承认，现金交易中也予拒收。”宣布假法币正面纹样蓝色，质量与储备券基本相同，只是“中央储备银行”的“储”字上一点有些斜。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挫抑了日伪货币信用，又可抢购物资，补充抗日的财力､物力。

另一方面，日伪还将制造假币之手伸向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敌后抗日财政需要，大部分敌后根据地都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统称“抗币”。1938年开始，晋察冀边区发行了边币､冀南银行发行冀钞等，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苏中､苏北､盐埠､皖江､江南等银行发行的抗币共57种､467个版，在各自根据地内流通。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占区开辟的，最初法币､抗币､伪币都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后来根据地巩固，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日伪为了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抗币信用，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后方抗日根据地。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察鲁豫边区发现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多处。1943年春，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印制了6000万元假冀钞向晋察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当时冀南大名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都用来高价收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为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假币斗争。

首先严惩制假､贩假罪犯，普遍建立“假票识别所”，帮助群众识别假币。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为严防假法､假本币流通的通令》，并附识别办法;边区各银行､合作社在乡镇广发票样，或将假币贴在布上悬挂街头;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巡查市场，查禁假币。陕甘宁边区在防奸､除奸活动中破获假钞案20多起。为此，自1943年9月起，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始限制法币流通，只准使用中央银行民国三十一年美国版和英国版的10元券等6种较难伪造的钞票，以减少敌人伪造法币造成的损失。1943年10月，苏中行政公署还发布了《关于查禁假江淮票》的布告，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敌后艰难环境中，根据地要以精良技术来防止敌人制造假抗币，尚有一定的困难。为此，1942年2月，华中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敌人伪造抗币”的办法，就是用自造土纸印抗币，并在土纸中加些带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在印好的钞票上加盖号码，这样敌伪要造假币，不但非常麻烦，还一定要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因为土纸币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一破旧，老百姓就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收回。再印新币时，只要将旧币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抗币上市起码要费时半年，半年以后新抗币又变了颜色，假币一进入市场，就被发现，变成废币。

用土办法防止假冒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如皖江根据地的大江银行印发抗币，没有铅版，就用木版刻制，所用刻版的木材，都是坚硬的楮树根和黄杨树根，一版只能印1至2万张;没有印币纸，就在下胡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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