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俄建交60周年之际,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法当面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专访,但他仍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自己撰写的纪念文章。
罗高寿在文中写道,约一个世纪前,俄国的政治人物维特曾指出,在东方拥有强大和完整的中国作为邻邦,对于俄国是有利的。回顾我们两国60年来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出,彼此合作和睦邻关系的不断发展,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标志性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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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连科:新中国第一批苏联学生
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的两个主要头衔都与中国有关。其一是俄中友协会长,其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政府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身为所长的季塔连科,对于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经过9昼夜到达北京
今年75岁的季塔连科读中学时,中国国内正是解放战争,历史课老师让他向同学们通报自己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的战况,以及解放军进城的情形。
后来,季塔连科考入阿尔泰地区一所师范学校,他对孔子、孟子、墨子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1953年,他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深造,开始自学汉语。
1956年,中苏达成有关大学生互换的政府间协议,中方邀请大批苏联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季塔连科的同学闻讯后,就向老师推荐了这位苦苦自学汉语的小伙子。
季塔连科回忆,1957年2月14日,正巧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7周年,火车从莫斯科启程,开往北京。这是第一批留学中国的苏联学生,一共56人。经过9个昼夜,他们才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中国的老师和学生们热情迎接。他最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老师包括冯友兰、任继愈、翦伯赞等。
季塔连科还回忆起1957年“反右”,自己在北京大学见到了第一份大字报。后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墙上到树上都是,“我当时很惊讶,中国朋友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纸?”
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对于这段经历,他的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2007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写道:
“校、系领导都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特指派我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根据他的要求,每星期四次(足足12个小时)到他家里讲中国哲学原著。我一字一句讲,他一字一句地译记。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我整整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论文答辩结束归国。”
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对十一届三中全曾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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