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季塔连科开始积极投身于苏中友协的工作。

“文革”期间，他在苏联倡导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选。此外，当“四人帮”迫害中国的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如老舍、赵树理、茅盾等人的时候，季塔连科和苏中友协的朋友则出版和再版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季塔连科回忆，1976年，在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后，他和其他苏联汉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出现巨大转变。最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而当时的苏联方面没有立刻理解中方这一步的意义。他回忆，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觉得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苏联有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准，而中国改革中的市场经济、市场关系、家庭联产承包制、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在苏方部分人看起来是追随布哈林路线、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表示，市场经济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而是一种手段。再之后，问题就清楚了。

季塔连科对记者说，后来的俄罗斯学者在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总结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应该为了发展，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当然，部分人应该先富起来，但这是为了带动所有人共同富裕，而且必须将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边界问题的解决是“革命性跨越”

季塔连科还特别提到俄中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他说，他基本上到过俄中边界俄方境内所有主要的地段，包括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州、滨海边疆区、阿穆尔州等。

“我的确看到了睦邻友好的情况，完全是新的关系，这是我们关系中革命性的跨越。我们为许多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这个最复杂的问题树立了榜样。我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俄中为新的国际民主秩序的形成正在做出巨大贡献，这个秩序应该是建立在多极化、平等、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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