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巨裂声响,船上的玻璃窗和茶杯都没有震坏,人员一个个完好,没有震伤,这一点证明:“ 水下攻击”不可思议。至于沉没时间,水雷引起爆炸可导致几分钟内沉没,而不可能在海上浮漂3个小时之久。尤其是二副的答问中常常缺乏起码的航海知识。
他单刀直入:“有触礁可能吗?”
二副断然否定:“不可能,没有礁石。”
“海图上不是标有苏岩礁吗?”
“海图规定苏岩礁外15海里转向,我们的船还没有转向,证明离苏岩礁尚远。”
“一路情形怎样?”
“一路没见任何礁石,水深40至80米,风平浪静,能见度高。”
张智魁一边询问一面引导着:“触礁和爆炸有不同感觉:触礁是觉得突然拖了一下,好像拖在泥上,声音也沉闷;爆炸呢,声音剧烈,先是声音,然后是震颤的感觉,这种震颤还不至于造成船体倾斜。”
“我有后面这种感觉……”二副赶快附和“爆炸”说。
张智魁暗暗叹了一口气。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利益、国际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战争的沉船事件中,这些当事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是为了推卸责任,还是为了隐瞒什么?
“不像是鱼雷。”他的脑海里已经有了这个初步判断。当然,他也知道自己这种见解一旦提出,会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这些船员到达北京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船长和三副、三管轮以上的船员,了解情况,周恩来按他一贯的作风,问得很细。
船员们回忆说,他们听到“通”的一声,说好像船左舷水下,遭到敌人的“攻击”,发生爆炸。又有人说看到黑影,“肯定是潜艇,发射鱼雷后就逃走了”。船长表示怀疑:只听“通”的一声,哪像鱼雷爆炸,是不是触礁?但是,多数人都认为是与敌人交上了火,而且大敌当前,忙乱一团。万吨轮倒是不紧不慢地下沉,可船员们当时都束手无策……要知道,当时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盛行的年代,为了这次“政治”任务,换了船长,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在这次远航之前把他调离了。而原在远航船上的56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查了又查,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22名船员“不符航运条件”而被调离。调进来的人有的从未跑过远洋,好多人都本行业业务很生疏。拿二副来说吧,这是个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他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
周总理问二副:“那个黑影是什么形状?”
二副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
周恩来又把目光转向船长:“你实事求是地谈谈你的看法。”
船长说:“我从海军刘副参谋长那里证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过爆炸声很小但威力极大的水雷或飘雷,所以我认为跃进号沉没很可能是触礁。”
船上的政委不同意船长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船行驶在的航线上,出事前15分钟测定船位,距离前面的礁岩还有9.8海里。
周总理又问:“你们是怎么定位的呢?”
大副支持船长的看法,他说:“当时没有岸标,加上天气不好,只能根据计程仪上得到的距离,再根据电罗经定位,在航海上这只能是概位。第二天天气始终不好,无法进行天文定位。”大副还说,“船上的仪器设备质量不高,有些根本不适合远洋航行的要求,这各种各样的误差加在一起,很可能使船偏离规定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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