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竭诚为顺治帝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争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顺治帝对教会产生好感，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一条广阔的道路。因此，汤若望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向顺治帝传教布道。他的苦心并非毫无效果。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其影响。而且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学表现出明显的好感。顺治十年（1653），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奖汤若望。顺治十四年（1657），钦赐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匾额“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这种影响又极为有限。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必须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了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就在汤若望受宠最隆之时，顺治帝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顺治帝就说明了他对汤若望加官进级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

在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谕旨中，顺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汤若望的治历之功，明确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谘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见，顺治帝之所以对汤若望不吝封赏，主要是因为汤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时，修订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因此，顺治帝要对汤若望予以重用，加官进级，以表彰他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至于天主教，顺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确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说。

顺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这表明顺治帝认为汤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员以汤若望为榜样，忠君尽职。这也正是他表彰汤若望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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