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环境而又因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教关怀得以较早接触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传教士在宣教中发现，他们必须面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这一完全异质的文明形态、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这一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与数千万的民众心灵中因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故她与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文化隔阂”不是可以轻易抚平的，要想使宣教获得成效必须在对中国文化加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适应”，“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就是这样被提出来的。基于这种考量，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加以观察、分析与研究，就成为西方传教士很自觉的一种行为。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一种来自局外旁观的冷静照察，对我们体认儒学、体认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来说，同样是不能轻易绕过的。这方面的已有相关成果中，有史革新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儒学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吴梓明、陶飞亚的《晚清传教士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文史哲》1997年第2期），孙邦华的《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等论著。本文结合晚清传教士的几本重点著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些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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