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被夸大到神化父母的地步”(30)，过于繁文缛节等。儒家由于缺乏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对上帝的敬谓的阐述，致使“孔教理想虽然崇高，但是没有什么威慑力”。儒家由于倡导的道德缺乏必要的约束力，所以有的美德实际上做不到，如仁是五德之首，但“形式上看起来很好的仁爱理论，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丝毫也未得到应验”；信是五德之一，但“在那些深谙中国状况的西洋人看来，它实际上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有美德中中国人最缺乏、需要的一种”(31)。再如被大力倡导的礼，“至少有一半的外国人认为，在中国人的那层礼节外衣中不存在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没有包容人类天性中的优秀品质”(32)。传教士的结论还是儒学伦理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如果不发展出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其道德力量就无立足之处，就不能使它的人民获得新生。因此，在基督教伦理前，儒家伦理仍凸出了劣势。
5．礼俗观。传教士从敬拜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信仰出发，对与儒家有关的祭天、祖宗崇拜、孔子崇拜等礼俗进行了观察与评论。他们发现中国人的祭天与基督教仪式是较为接近的，如皇帝每年两次到天坛祭天及举行祈祷，“这一仪式无论从其整个的特点，还是从其具体的每个环节看来，都与《圣经》中的宗教仪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3)，但也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就是这种隆重的仪式只是皇帝的特权，一般人尤其是女性不允许出现在天坛的附近，普通老百姓也只能以自己的朴素形式表达对天的虔诚，但中国人是泛神论者，“缺乏明确的人格个性是中国人崇拜‘上天’的致命缺陷”(34)，而这与儒经中含糊不清的“天”的概念是有关的。他们还注意到对先祖亡灵的“祖宗崇拜”在中国很有普遍性，多数传教士都认为这种祭祖活动完全是一种不利于传教的错误信仰故而加以反对。何天爵称“祖宗崇拜”是中国的“所有的宗教仪式中最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内容。而且毫无疑问祖宗崇拜将是中国人当中最后消亡的一种错误信仰”(35)。明恩溥指出“祖先崇拜的习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它与对自然力的崇拜一起形成了中国下层民众的多神论、泛神论，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受过教育、有知识和道德修养的人，会像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是如此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36)。安保罗根据基督教“专拜上帝”的教义，对儒教“兼拜各神”与“敬拜祖宗”等进行了批驳，他说：“儒教于敬拜上帝之外，兼拜各神。故如《诗》云‘怀柔百神’。《书》云：‘遍于群神’。诸如此类，皆谬误之最甚者。”又认为祭祖“是以上帝之尊荣归于先人，视先人如无所不在之上帝”，“所以祀先之义，皆虚妄也。且不独虚妄，各种之弊，亦因之而出焉。”(37)谢卫楼认为，“儒教以为人当敬拜有三：一拜物，如天地日月山川之类，二拜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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