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利玛窦等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意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入乡随俗，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尤其是调和、会通基儒关系，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礼俗、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利玛窦采用儒冠儒服，认真研究中国文化，极力糅合儒家学说，借助中国经典中的“天”、“仁爱”等观念宣教，试图让作为“异教徒”的中国人觉得不是要强加给他们一种外来宗教。他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总体上是相合的，因此可以做到基儒互补，他说：“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1)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有效的，开启了明清之际自利玛窦1582年来华到1775年耶稣会解散共190年成功的传教事业，但后来有近百年的禁教。
19世纪中叶再次东来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时仍然要面对如何调和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事业与儒学之间以激烈的冲突为主。……认为很难将孔子和耶稣混为一谈，要么孔子，要么耶稣，二者必居其一。”(2)但理雅各、慕维廉等传教士已明确地表示必须了解儒家思想、了解中国古代经典，认为儒学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并采取了将基督教义附会儒学的办法(3)。“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粗通汉学的传教士们‘援儒入耶’，通过宗教宣传品，尝试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建立密切联系。”(4)林乐知（Yong John Allen）、李佳白（Gilbert Reid）、花之安（Ernst Faber）、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韪良 (W.A.P.Martin)、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等人面对在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传播基督教、处理基儒关系的问题时，继承了利玛窦等人的“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发表了一些研究基督教与儒学关系的著作，论证基儒并不抵触，论证基儒相近相合，明确提出“孔子加耶稣”思想，配合这一策略加强了对传统文化、对儒学的研究，并在糅合基督教与儒学思想方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1869年底至1870年初，林乐知在其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该报1872年更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又更名为《万国公报》）上发表《消变明教论》的长篇文章，将《圣经》与儒学典籍相对照，指出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可见“耶稣心合孔孟”，说明基督教与儒学“教异心同”，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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