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的说法持非常冷淡的态度，根本闭口不谈。”(13)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提出基督教天伦、人伦、物伦三伦皆备，而儒学中只讲人伦，缺乏天伦（神理之学）与物伦（致知格物即自然科学）。传教士还指出，孔子自身虽受敬拜，但也没有受到宗教性礼拜。马礼逊认为：“因为孔子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任何神、天使和神灵，所以对他的礼拜不能称为宗教性礼拜。”(14)丁韪良也说：“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与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直接障碍。”(15)这些传教士还对儒学缺乏明确的超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评，这构成了他们“批儒”的主要方面。不过他们也认识到恰恰是儒学的非宗教性与对孔子的非宗教性崇拜，使儒学与基督教崇拜“独一的真神”并不构成矛盾，因而儒学没有在形而上的超越层面上对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直接障碍。
也有传教士试图在上帝观上对基儒作些附会与糅合，认为儒学知有上帝，不过他们对儒学的上帝观还是持某种批评态度的，认为基督教的上帝观要远优于儒家的类似观念。明清之际的利玛窦等人就用儒家经典中的“天”、“帝”等概念称呼上帝这一基督教的至上、独一的真神。理雅各认为儒家未否认上帝的存在，故是一种宗教，具有关于“超自然”的观念；儒家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责任理论是靠天的观念支撑的。不过，他又认为“孔子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缺乏古代圣贤的那种忠诚。‘上帝’这个名字在《诗经》是以人格化的面目出现的。他是天国和人间的统治者，是人类道德力量的源泉，是各族人民的主宰。但孔子喜欢用‘上天’（Ｈeaven）来指代超自然的力量，他从来没有用人格化的名称来称呼‘上帝’（Ｇod）”(16)。安保罗指出：“儒教则知有上帝，且知上帝之有命”，但“儒教论上帝不甚清晰。虽知有上帝，乃与天及鬼神浑言之，而未明辩之。使人崇拜天与鬼神，而忘其拜上帝。且不知上帝为天之主，独一无二之真神……彼虽知有上帝，而皆未指明上帝为至尊无对者也。救世教则言之详矣。谓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万物，管理万世万民。不容别有一神，掩其荣光。”(17)他以基督教的上帝观对儒教上帝观进行了批评。林乐知也指出中国儒家经典“知有上帝，而不能知上帝之真也。五经四书，屡言敬畏上帝，屡言上帝之命，并屡言上帝之鉴观。而上帝之外，又以鬼神与之并列，……皆为后世拜偶像及信奉异端之厉阶也”(18)。承认儒家有上帝观念但认为儒家超自然观有缺陷的传教士还有丁韪良等。综合传教士对儒教上帝观的批评主要是：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比，儒家关于神的观念过于零碎；孔子以含混不清的“天”的概念代替“上帝”的概念，且与鬼神观念含混不清，未明确上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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