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方面熟读孔孟之道，一心报效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头脑僵化，教条、机械、片面地去看待问题。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他们简单化的做法，虽然出自一片丹心，但却使得国家丧失了以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俺答求贡的失败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的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从明朝建立，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大稳定，时战时和。南北方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单一的原始畜牧业使靠其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必资内地以为用”。在当时，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贡市贸易这种和平的方式，另一种就是抢掠。在北元朝廷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他们对汉地唯一的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种成本低而收获高，就用哪种。

俺答明智地作出了选择——求贡，当然，如果求贡不成，还是要来抢的。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伸出了橄榄枝。然而，答复他的，却不是友谊的拥抱。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廷议期间，俺答待命塞外，颇作出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请明军边防军官一同欢宴，又严惩了以前抢掠过汉人衣粮的部下，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边臣们的意见是：同意俺答通贡的请求有益无损，就算担心俺答事后不讲信用、再来犯境，只要不放松边防就是了。奏章送到北京，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的意见。然而，这个廷议的结果却被嘉靖皇帝打了回来，勒令再议。于是兵部的调子立刻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批示说：“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俺答大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掠太原，杀死了明朝的总兵丁璋等大将，“边患始棘”。

嘉靖21年闰五月，俺答再次宣布停战，派石天爵去大同请求通贡。结果，石天爵被明廷凌迟处死，传首九边。俺答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其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

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贡，被明廷断然拒绝。有的使臣刚到边境，就被明军杀了冒功，有的运气好一点，得到了明朝边臣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朝廷那一关。

终于，到了嘉靖29年6月，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进犯大同，以伏击战杀死了素以骁勇著称的明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宣大总兵仇鸾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竟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他去攻别的地方，不要来打宣大。俺答于是移兵东向，进犯蓟镇，于8月16日大破古北口明军入塞，并于当日进抵密云，次日又进至通州，分兵掠昌平，前锋直抵北京城下。这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北京第二次被围，史称“庚戌之变”。而这次明朝的准备却比“土木之变”时更糟，既没有于谦这样的大臣主持全局，各镇的勤王兵马也只来了5万，远远赶不上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22万。好在俺答此来只是为了向明朝逼贡，顺便抢些东西，并没有要拿下北京城的打算。著名奸相严嵩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虏）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节制诸路兵马的平虏大将军仇鸾对此心领神会，他带兵离着蒙古军远远的，放任蒙古军四处抢掠，自己也派人杀些老百姓来冒功，同时派人和俺答联络，“许贡市以自安”。俺答果然没有攻城，而是将一个俘虏的太监放回北京，让他带回了要求通贡的文书。面对着兵临城下的蒙古骑兵，嘉靖皇帝终于采纳了徐阶的建议，一方面要求俺答退出塞外再进行通贡谈判，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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