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返回塞外之后只过了几个月，就在嘉靖29年12月派出使者赴大同塞求贡。有了庚戌的教训，加上仇鸾与严嵩的支持，嘉靖皇帝终于决定开发马市。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遭到皇帝的痛斥，被下狱打了一顿，贬为狄道典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著名的奸臣支持开马市，而著名的忠臣则反对开马市。乍一看仿佛开马市还真是件伤天害理、丧权辱国的大坏事。然而，对待历史不能简单地给以脸谱化的评价，实践才能最终证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嘉靖30年4月25日，俺答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先后在宣府、延宁开放了马市。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蒙古部落中易马近万匹，而许多汉地生产的生活物资也顺畅地流入蒙古。一时间，和平的曙光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然而，双方已经互相仇杀了近半个世纪，对于突然来到的和平都有些不太适应。在蒙古方面，有的人还没有彻底抛弃抢掠的恶习，由于政权组织不够严密，俺答也很难立刻约束住所有部众，做到绝对的秋毫无犯。在明朝方面，皇帝和大臣们本来就只是把通贡作为一个缓兵之计，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准备再关闭马市。而且也还有大批杨继盛那样的“忠臣”“直臣”在不住口地反对通贡。这就使得马市很难持续下去。果不其然，在大同马市刚结束的五六月间，俺答的一些部众就在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肖芹的诱导下，侵扰了大同左右卫。俺答对此深为愧疚，于7月初将肖芹执送大同，请求继续贸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成为了明朝君臣们“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大论据。皇帝召回了主持马市的史道，宣布拒绝与在大同边外带着大批牛羊准备互市的俺答进行交易。俺答看到马市再次被关闭，于是在11月间又开始了对明朝的侵扰。嘉靖皇帝则于次年下令关闭所有马市，并且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一线和平之光终于又被战争的阴云所湮没了。

在此之后，战争又继续了将近20年。双方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死疙瘩越系越紧。和平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解开这个戈登结（Gordian Knot）的，居然是一次桃色事件。

和平的到来

关于这次桃色事件的起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这样的：俺答平素钟爱的孙子把汉那吉聘了鄂尔多斯部落的三娘子为妻。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竟然让俺答为之一见钟情，夺了过去。把汉那吉一怒之下，逃奔明朝。这是隆庆四年（1570）九月的事情。

把汉那吉的投奔让苦等和平契机已久的明朝君臣如获至宝。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奏，要求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争取与俺答通贡，实现和平。他们在奏章中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策。如果俺答以和平方式请求明朝放回把汉那吉，则以此为筹码，要求俺答交出自明朝叛逃的白莲教众赵全等人，放回被掠人口，与明朝通贡，建立长期的和平关系，此为上策。如果俺答兴兵犯境，强行要人，“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然后再努力向上策靠拢，此为中策。如果俺答跟把汉那吉已经恩断义绝，不来索要，就让把汉那吉统领蒙古叛众，在边境驻扎，作为明朝的屏藩，如同东汉的南匈奴，待俺答死后，就让把汉那吉回去争夺汗位，引发蒙古内乱，此为下策。然而不管上中下哪一策，对明朝都是有益无损的大好事。

道理虽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朝廷上还是有大把大把的人转不过弯子来。廷议中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然而，这已经不是20年前了。当国的不再是严嵩和仇鸾，而是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位明朝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早已洞悉了通贡的优越性。张居正详细论述了通贡的“五利”，高拱也将遣返、收叛、封贡和开市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他将遣返和收叛作为事件的上节，将封贡和开市作为下节，指出“然须有下节，则上节方为完美”。另一个不同的是隆庆皇帝虽然谈不上特别贤明，但终究不像他父亲那样刚愎自用。他最终接受了高拱和张居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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