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因”：“党内分裂”、“金融政策失败”

反省之三，是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蒋认为这是革命失败的“总因”。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陈诚为书记长。此后，三青团与陈立夫掌握的国民党系统的矛盾逐渐尖锐。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宣布党团合并，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蒋介石认为，陈立夫想借合并之机消灭三青团势力，并在国大代表等选举中把持包揽，扩大矛盾 。1948年5月，蒋介石曾慨叹党内纠纷日甚一日，裂痕无法弥缝，自感此为生平“最大过失”。他设想今后或者停止各级党部活动，彻底改组；或者听任各派自动组党，分道扬镳。迁台后，他曾力主将国民党的性质定位为“革命政党”，而不是“纯粹民主政党”，甚至主张将县、市以下基层党部改为秘密组织。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上有四百余人，人多，纠纷也多，蒋介石因此倾向于将国民党彻底解散、重新组党。1950年，蒋介石在《反省录》中声称，革命失败，其起因在于党务内部的分裂，以致影响到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等各方面的纷乱与崩溃。9日，他列举改造国民党的理由，认为民国败亡，人民沉沦，主义不行，共匪叛乱，均应由本党负责。次日，他更直指“派系倾轧，人事纠纷”是革命失败的首因。2月2日，他在日记中表示，革命事业以党为基础，多年来，自己专力于军事与政治，将“党事”委之他人，结果在人事、组训等方面都毫无基础，以致败亡既速且惨，今后不能不“以党事为先”。

桂系是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派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派系，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和桂系的“逼宫”紧密相关。蒋介石迁台后，对桂系仍恨之入骨，称之为“广西子”。他批评李宗仁与白崇禧“害国害民”、“伪言伪行”，“无廉无耻”。1950年4月2日，蒋介石约白崇禧等聚餐，谈笑言欢之际，内心想的却是，彼虽表示归诚，但完全无法相信。1952年，他批阅1948年4月至5月之间的日记，认为桂系当时声势浩大，压倒一切，所造成的“党内斗争”形势，较之中共的“围攻”还要险恶。

1950年3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时还曾谈到，由于组织不严，因此被中共渗透到内部，盗窃机密，制造谣言，“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一个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

反省之四，是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蒋认为这是军事崩溃的“总因”。1950年3月，蒋介石检讨失败因素，认为“财政为第一”。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曾按国际惯例，大量抛售国库中的黄金。蒋介石始终认为此举属于宋子文“误国”中的最大过错。1952年10月，他撰写讲稿，对于是否要如实记录此事，颇费踌躇，但最后仍然决定“实录”，其理由是：宋子文害国败党，私心自用的“罪过”太多，“以此为最”。 到了1955年，他回忆过去，仍认为“误用宋子文一人”，结果是招致政治、经济、外交的全盘失败。

反省之五，是抗战胜利后，选择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期、制度，以及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等，都动摇“剿匪之基本”，与“剿匪对共政策”背道而驰。他强烈感到，错学了美国民主。

抗战胜利后，美国介入中国内政，派马歇尔出使中国，调解国共纠纷。当时，马歇尔按照美国模式，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专政制度，开放政权，成立联合政府。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这些要求，蒋介石于1946年召开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948年相继召开“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早在1948年5月，翁文灏因组阁与立法委员意见分歧，彼此攻击，蒋介石就判定“民主制度”危害国家。同年9月17日，立法院要求增加公教人员工资，他为此烦闷苦恼，感到中国“未及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以致党员如脱缰之马，不可收拾。1949年9月8日，蒋介石与人谈往事，觉得民主、宪政、国民大会等一套做法“到处束缚军政”，以致无法“剿匪”。他心有余愤地表示：“所谓民主与宪政，其害国之大，竟如此也，诚悔莫及矣。”在蒋看来，听美国人的话，实行“民主”与“联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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