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大病”为“轻浮急躁”、“擅自独断”

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骄矜、愤懑，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虚心，全凭主观行事。蒋介石认为这也是失败的“总因”。1949年5月27日，蒋介石自我反省，认为一生大病是“轻浮躁急”。1951年12月8日，他反省自己，一生重视科学，却总不能实践“科学之精神”。1955年10月3日，他批评自己个性太强，凡大小政策，无不自信自决，以致无人进言，不能集思广益，折中至当。例证之一就是，西安事变中，自己误信中共“亦是国人与同胞”，“召其抗战”，擅自独断，而未能谋之于众，以致铸成大错。在他的《反省十三条》中，第九条为：不研究、不学术（作者注——应为“习”）、不注重客观，也可视为对自身的批评。

在用人问题上，蒋介石觉得自己过于“宽大”、“宽容”。1951年，他重校1933年的《事略稿本》，批评自己“对人不校”、“用人无方”。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背党叛国”不止一次，但自己不问恩怨，不念旧恶，重用如故。这不仅是奖恶，而且是自杀，是“误国”，表示对“叛徒”应“杀无赦”。

蒋介石是基督徒，其虔诚，有时到了迷信的程度。1947年，他返乡扫墓，路过绍兴大禹陵，曾向大禹的“偶像”鞠躬，旋即后悔，谴责自己违反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

反省之七，是干部制度不立，干部腐化自私。抗战胜利后，大批党政干部从内地到沦陷区，竞相以接收敌伪物资为名，疯狂地掠夺财富，特别是“票子、房子、车子、条子（金条）、女子”，当时有“五子登科”之称，惹得民怨沸腾，广泛流传“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一类歌谣。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反思当时的“接收”工作，批评党政干部皆为物质所诱，造成自私自利之恶习颓风，而其原因，则在于本人事前未有充分之准备，未对干部作严格之监督与准备。因此，“实由余应负其责”。次日，更进一步自认，干部误国，其原因在于本人管教不严，制度不立，以致抗战甫胜即败。1952年7月底，他反省为中共所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是军政与社会组织空虚，干部腐化，丧失志节，最后一年，几乎没有一个干部能够效命奋斗。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蒋认为这是“唯一之致命伤”。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奉化，游览城乡，发觉当地乡村40年来毫无改革，痛感当政20年，党政机构守旧、腐化，只重做官，不注意实行三民主义，“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因此，他在日记中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特别将拟订“实行民生主义之方案”列为内容之一。10月19日，蒋介石研究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列出的条目有：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而战。1950年1月3日，他决定开展“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为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耕者有田。2月19日，他制订当年《大事表》，第17条为“社会性的民生主义政策”，其内容中有醒目的两句话：劳动有食、耕者有田。

蒋介石反省涉及的其他方面还有：无组织、无宣传、无监察、无赏罚；无秘密、无侦察；不科学、不前进；无策略、无轻重（无重点，无中心）等，不赘述。

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部分

蒋介石迁台前后的反省，有正确部分，也有错误或肤浅的部分。

《反省十三条》最后一条，检讨在大陆期间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和民生主义，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说得太轻飘了。其实，不是未能“宣传”，而是未能实行的问题。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解决“民生”，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存、温饱和获得土地的要求，才是失败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在1947年8月，蒋介石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曾写过一段《杂录》，中云：“我国为历史上最长于吸收之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可惜，他当时空有认识，而未能付诸实践。1949年9月13日，他在成都演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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