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上的客人

胡适先生曾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的确，江西庐山的牯岭（Kuling）似乎与洋教士格外有缘。1895年，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成为第一位从中国官府得到租契开建别墅的外国人。之后数十年间，一幢又一幢的别墅在牯岭建起来，到1928年，别墅总数已达712幢，其中有518幢属于外国人。

而在1933年夏天，又一位来自法兰西的耶稣会神父到此谒见蒋介石。这次，西方文化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碰撞中国呢？

1933年的夏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忙碌甚至很有些烦乱的季节。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都使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是年7月18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称这次训练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与党国的存亡。培养指挥人才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同样令蒋氏颇为关心的问题则是军事地图的测绘。于是在这个夏天，这位耶稣会神父递来的书信及其亲赴庐山的造访可谓“正逢其时”了。

来访人名雁月飞，字瞻云，法文名字叫勒耶。他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1926年，28岁的雁月飞获得数学科学博士学位，同年成为天主教神父；此前的4年中，雁月飞曾在法国巴黎天文台授时部工作。

在他获得科学学位的这一年，他被选中负责组织徐家汇观象台——由耶稣会士于1873年建立于中国上海的观象台——的经度测量，遂于当年来华。1930年8月，雁月飞被任命为徐家汇观象台台长，接替他的前任蔡尚质神父。

1933年夏天赴庐山谒见蒋介石的时候，雁月飞在徐家汇观象台台长的位置上已经服务了三年。此前，从他写给蒋介石秘书的信中可看出，陆军测量局曹谟曾要求雁月飞研究关于绘制中国地图的可能性，并希望他以国民政府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地图测绘工作。雁月飞对此事非常热心，这次上山，他便给蒋介石一份报告说“在最近的欧洲之行中，曾与在国际大地测量学会的同僚商量”此事并达成共识，认为以航空摄影的方法测绘中国地图不仅高效快捷而且节省资金，并且他“曾请法国空中摄影署长罗西尔先生详细研究此事，其结果是：绘制及出版每个省份的地图所需的费用可以少于200万元，时间约需一年”。

关于这次会谈，徐家汇观象台并未留下更多的记录。但据翁文灏于9月写给雁月飞的信中可以得知，雁神父大约是有力地影响了蒋介石，因为就在此次会见后，蒋介石即指令参谋部测量局研究这个计划，而翁氏已将这份计划交给该局。

尽管雁氏跑前跑后对自己接受的任务颇为热心，但此事后来以不了了之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出于国防的考虑。

雁氏在与蒋会见后曾致信法国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秘书长皮埃尔将军，说：“如果一个法国人从事这项工作是一件极好的事，但对此希望不大，我当尽力而行……”。

这种“极好”不仅是出于法兰西荣誉的考虑，其中应该也有军事上的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航测方法进行用于军事目的陆地测量，已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而在中国，早在1929年10月，全国测量会议做出的决议案就曾对当时航空摄影测绘的优势有过简要分析：“自欧战以来，因感觉空中摄影效力之伟大，各国争先创办设科研究。十余年来，进步甚速。就其功用言之，则军用地图与军事侦察实为其最著者，一则于极短时间可摄制广域地图以为陆地测量之助，一则于作战时间可摄得敌方形势以作战斗策划之资……”

显然，对于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中国来说，航测以其高效与精确的优点远胜于当时其他方法，如能将之用于地图的快速测绘无疑首先在军事上即抢占了先机；同理，如由外国人代庖，则显然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一条“摆”促成的“合作”

尽管雁月飞极力想要促成的由法国人完成航测中国地图未能实现——这当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但在1930年代，他还是在中国完成了另一项大规模的测量活动：重力加速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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