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2009年第9期  作者：孙惠强

取缔一贯道行动是新中国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对于捍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北京(平)市公安局成立伊始，民警们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发现一些人家里建有一贯道的道坛，供奉“师尊”和“师母”，每日都有人前去叩首参拜，其中既有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和没文化的普通群众，也有士农工商各阶层的人，有些还是有身份的人，留用的国民党旧警察中的道徒和道亲也为数不少。进一步调查得知，建有道坛的是一贯道的传师家，并且为数不少的传师以前不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就是日寇时期当过汉奸和国民党特工等。前去叩拜的都是一贯道道徒和道亲。民警看见，道坛所在的屋子里烟气缭绕，道徒和道亲对着“师尊”和“师母”像燃香跪拜。被称为“三才”的三个未成年孩子用被称为“扶乩”的把戏骗人。“三才”指“天才”、“地才”和“人才”。“天才”用一个绑着的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神训”字写在纸上，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的也不要紧，“舍身办道”即可。

民警还发现，北京城郊区充斥着一千多个一贯道中层等级以上的道坛，道徒和道亲在自家自行设的小型道坛则难以计数，道徒达到了20余万人，是北平地区最大的封建会道门组织。于是，民警们开始研究起一贯道来。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而来的。“罗祖教”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流传下来。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把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平“开荒”办道。栗春旭很会争取上层人士，在取得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同乡周景成的信任后，在周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佛堂。这是一贯道在北平建立的最早的坛口，当时加入者多是军阀和失意政客，有曾任袁世凯政府财政部长的周子齐、军阀唐天喜等。

仅六年的时间，一贯道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1936年，见一贯道成了气候，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

日寇侵华期间，日军认为一贯道宣扬的“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等符合日本统治者所谓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加以扶植和利用。为了寻求支持，张光壁也迎合日寇，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张光壁借此散布“有大劫降临，人道才能免灾劫”，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受其欺骗，也纷纷人道求安。

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安，张光壁被召去南京软禁起来，以控制一贯道的无限发展。得知张光壁被囚，北京的栗春旭宣称“师尊给处死了”，想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在天津传道的张五福忠于师尊，到处活动，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见风使舵的张光壁此时归顺了国民政府，把栗春旭赶出道门，派张五福接替了北平的道务。

北平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与驻平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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