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北平的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北平的一贯道中层以上道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多达20余万人。至此,一贯道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的组织了。 日本投降后,张五福又暗中投靠了国民政府。国民党知道一贯道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表面上明令取缔,暗中却命特务机关加紧控制一贯道。军统局北平站曾召集一贯道坛主以上的人员集训,要其对抗“杀人放火”的共产党。张五福乘势由过去的拥护“大东亚共荣圈”改为标榜拥护“戡乱救国”,对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表示:一贯道与共产党势不两立!
为了取悦国民党驻北平要员的欢心,张五福多次宴请马汉三、北平最高法院院长居正、国民党防空司令胡伯翰夫妇等人,给马汉三家送去名人字画等昂贵礼物。马汉三升调北平市市政局任职后,张五福又送去数百万元现款贺喜。依仗这些势力,一贯道在政权更迭、人荒马乱的年代仍能一如既往地办道。
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携家离平逃往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平道长张五福追随“师母”孙素珍,他要求北平的道徒效忠师母。孙素珍不甘心北平的道务落入不迷信的共产党的手上,于是制订了“撤销佛像,化整为零”的隐蔽策略,并于1948年从四川派了一名姓白的点传师潜入北平,协助张五福以开办“忏悔班”的名义,召集大小道首传达“师母”旨意,转移佛堂,藏匿财产,抵抗共产党。一贯道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动政治组织。
二
摸清了一贯道的反动发迹史后,刚刚上任的公安部长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央认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要等待成熟的时机,农村必须在土改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进行。
为此,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一贯道调查组,调查一贯道的罪恶行径,为国家制订取缔一贯道的政策提供证据。
调查组的民警们虽然知晓了一贯道的反动历史,但还是不明白一贯道究竟用什么方式能虏住那么多道徒和道亲的心。
1949年8月22日,东郊公安分局东坝镇派出所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曾给道长张五福当过8年“天才”的高永周最近偷偷从保定返回北平,藏匿在城内西河沿8号。调查组立即意识到,高永周可能成为揭开一贯道肮脏黑幕的突破口。 8月26日,高永周被请到了派出所,经过公安干警的启发教育,高永周表示愿意配合政府搞清楚北平市一贯道的情况。
随着高永周的回忆交代,调查组眼前出现了一张庞大复杂如蜘蛛网的北京市一贯道组织分布图:总坛设在德胜门内新华寺街15号张五福的住地, 由他控制着。总坛下设了成百上千个分坛和家坛,每个坛都设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抗战期间,因为发展太快,张五福感觉难以掌控,于是重新排序,把全市道坛按照“七善”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和“廉”七大坛。每个大坛设一个“善长”,并且配有坛主、点传师和三才在内的“一套班子”。“善长”负责管理下一层的道坛。“七善”又被划成八个中心,每个中心设一名“代表”。这样,七个“善长”和八大中心“代表”帮助张五福掌管全市的道务。
在高永周揭露一贯道的真实内幕前,调查组的民警们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大胆推测,一贯道不过是利用许多人头脑中存在的深厚迷信思想生存而已。但是,高永周的揭发却让大家惊愕不已,一贯道比他们想象的要罪恶和肮脏得多。 高永周对一贯道的揭露刊登在1950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原文是: 我是18岁入的道,因为我还机灵,所以一贯道天津的一个头子刘新泉便教我练“天才”,整天背“经书”,学着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辙,拿着木棍在沙盘上练写行书,并且不许出房门一步,怕我向别人说。但主要的还是教我怎样和“点传师”串通一气,在“扶乩”时见机行事,以使人们相信。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词,而且与求神的人们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会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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