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起来了，美蒋军要来北京，八路军要完了”等言论。在一贯道散发的反革命传单中，公然号召道徒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权，要道徒们“联成一气，同心共胆，能文的用文，能武的用武，合群合力，然后再拿出金刚手段……”孙素珍还给道徒们封官许愿：一贯道的首领即是将来的真主，点传师都将任县长以上职位。张五福则抛出一篇名为《指路灯》的秘密铅印件，指示各坛“当进则进，当牺牲则牺牲”。在此煽动下，有的道首号召道徒不惜以武力对抗人民民主专政的打击，一些坛主还组织道徒练武，购买枪刀等，只待道长一声令下，进行武装暴乱，梦想复辟。

此时的一贯道已经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了，取缔它已成必然。

1950年10月10日，随着“双十指示”的发出，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分子的运动开始了。

四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动，130名一贯道首要分子几乎同一时间内被逮捕。

19日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张贴了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布告。《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

行动是以严格“区别对待”的方针进行的，逮捕的都是点传师以上的少数重要分子和有政治破坏活动、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道主。对于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的受骗上当人员只做登记处理，而对一般的道徒，他们多半是因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人道的，只要其声明脱离一贯道，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经与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断，并能勇敢地揭发毒害自己的反动道首，检举披着“仙佛”、“师尊”外衣的特务分子，揭露其各种奸谋，协助政府肃清一贯道的，则会受到政府的奖励。

由于统一行动事先做了深入调查。准备充分，行动迅速，除了大道首孙素珍、张五福潜逃外，包括重要道首王钟麟、米国权等人在内的主要成员都落网了。行动中还搜出大量反动罪证，其中有国民党党旗，美国国旗，日伪和国民党特务证件，潜藏活动计划，反动乩语和谣言底稿，手枪、刺刀、短剑以及埋在地下、藏于密室的大量金条、银元等。

各公安分局在管区内设立登记点，抽调干部组成登记小组，负责对一贯道道徒等进行登记、谈话和收缴证物等工作。但是，登记工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些道徒受“应付魔考十九条”的毒害和影响，并不来登记点登记，有人犹豫观望，有人外出避风，也有人表现惊慌，还有抱着敌对情绪的。

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揭露一贯道的罪行，报刊重点刊登一贯道罪行的资料，比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乩真相》等等，以提高群众对一贯道的认识。 各公安分局和各区工作组深入街道、村庄、工矿进一步宣传、动员群众，揭发控诉一贯道罪行，推动登记退道工作的开展。外五区还召开片会、院落会，一些觉悟了的登记人员在会上揭发一贯道内幕，道徒方知上当受骗，纷纷退道。外五公安分局把逃至通县藏匿的大道首张承忠逮捕归案，押解到天桥小桃同戏院和吉祥戏院召开控诉大会，激起了道徒对一贯道的仇恨，当场要求登记坦白和声明退道者不计其数。

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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