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伽利略通过斜面球体滚落实验发现了物体受地球重力下落的加速度规律，当时已大致计算出地球重力加速度值为9.8m/s2。此后，科学家们逐渐了解地球有着高低不平的表面以及密度不同的内部结构。这就使得重力加速度的实测值与重力正常值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即重力异常值。

通过测定与分析地球表面的重力值，可以研究地球重力场并进而了解地球形状以及地质构造，还可以通过重力加速度测量特别是重力异常值的计算与分析，了解地质构造、探查固体矿产和油气资源分布等。而要揭示重力加速度变化之规律，在全球进行测量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因此是研究重力加速度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的一个很好样本。

应用层面的重要性使得重力测量数据以及结果分析均属国家机密——即使在卫星地图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所以法国极期望在其他国家的重力加速度测量。1933年6月，法国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委员会致信雁月飞，拨款9000法郎作为其重力测量活动的经费，而这一年法国重力网测定方面的经费是30000法郎。也就是说，法国大地测量界将全部经费的30%放在了远东。

但是，法国人要在异国完成大规模的重力测量，光有钱还不行。

对于重力测量的重要性——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国家安全上的，当时的中国科学家们并非没有意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物理学研究所成立之初，该所即把重力测量列为其最重要的几项研究工作之一，并且认为“地磁重力大气诸研究及一部分交通问题，为物理研究中之比较的有地域性质者，此种问题，决无他人可以代庖。吾国幅员既广，气候亦殊，地中蕴藏亦富，若不急起研究，则不特于吾国发展前途发生障碍，且易引起他国由文化侵略而渐入经济侵略之害”。

出于同样的原因，国立北平研究院也有大抵相同的计划。但是，对于刚刚开始建立近代科学事业的中国科学界来说，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测量活动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逮。测量对象的复杂性暂且抛开不谈，最主要的困难还在于测量仪器：当时大多数的重力测量仪器都属于绝对测量仪器，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非常笨重，且拆装不便，每完成一次测量所需要的时间都在数小时之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以如此的技术装备，要完成中国全境的重力加速度测量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同行在技术手段上的困境成为雁月飞神父得以介入中国全境重力测量的关键因素：早在1920年代末，雁月飞即与另一位物理学家荷尔威克开始研制一种相对重力测量仪——荷-雁42重力摆。1930年6月，他们在法国科学院例会上报告了他们的重力摆，在随后的几年中，这种摆在结构上得到显著改善，无论是其精度之高还是其体积、重量之小，抑或是该仪器的安装与观测之简便，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就在雁氏首次报告重力摆研制工作几个月后，1931年3月，刚刚就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之职数月的严济慈即致信雁月飞称，“我们很需要你的摆……希望能紧密合作”。

1933年春，当雁月飞的远东重力测定行程抵达徐家汇后，严济慈便即刻赴沪拜访；与此同时，北平研究院在5月间向徐家汇寄出一份公函，提议由雁月飞在平研院“建立中国的重力测量网的工作”中作为该院的成员之一共同合作，而旅费则由平研院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雁月飞神父开始了他在中国历时两年半的重力加速度测量。

乘军舰的科学之旅

由于有了平研院的邀请，当雁月飞于1933年开始在华北进行大规模重力测量时，他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徐家汇观象台台长、政府科学顾问，而且还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身兼多重角色使雁月飞能够获得包括平研院、国民党政府以及法国军方等的帮助，这为雁氏在纷飞炮火之下的测量带来了许多便利。

在历时两年半的测量期间，雁月飞神父写下了许多书信。这些信件粗线条地勾勒出雁月飞测量活动的基本线索，从中人们也大致可以想见，这位科学博士、耶稣会神父如何周旋于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之间，巧妙地处理着各种关系，以完成其在华测量活动。

事实上，雁月飞的活动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乃至协助。个中缘由还未找到书面的证据，不过想来无论是在科学层面还是国家经济层面，重力测量对于国民政府都将是十分有用的，而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相比于军事地图的航测，借用他国技术手段绘制重力图之弊处也许还不那么致命。

1934年，雁月飞即将赴福建从事测量活动之前，他曾致函厦门法国领事馆，希望后者能给予其测量活动以保护。在当时，国共两军正在闽浙赣一带激烈交战。厦门法国领事馆在6月13日的回信中，提及当时的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秘书长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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