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雁月飞的活动，想来法国领事馆是提前有所安排，因此该信请雁氏在决定了日期之后便知会领事馆，或者更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寄信给蒋鼎文将军，他对雁月飞神父将会做出必要的安排”。根据这封信中所提示的，雁月飞得以在战火的间隙完成了他在福建的测量：1934年5月30日在厦门，6月27日在漳州和龙岩，28日在和溪，29日再赴漳州……

测量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南部沿海44个测点，雁月飞前后花了两个月时间，而这番经历对他来说无疑将是难忘的。测量结束之后的7月10日，雁月飞致信皮埃尔将军报告说，在福建从事测量活动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听到子弹的呼啸，但这并不很危险”，尽管如此，他也直率地表示，“如果没有军事保护，因为定然有去无回，我就不会动身去那里”。另外，“在中国其他省份的旅行是在周围都是土匪的环境中进行的，但是因为乘坐一艘全副武装的海关巡缉舰，以及一艘有士兵保护的沿海轮，因此十分安全”。

无论是听着子弹呼啸声进行的测量，还是乘坐海关巡缉舰的旅行，虽然听起来颇有戏剧性，但这在雁月飞两年半的重力探险中可能只是寻常事。

比起在福建有惊无险的测量，雁月飞对于即将开始的湘鄂之行显得忧心忡忡——在当时，共产党在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等地区相继建立了根据地，而要在这些地方开展测量活动在雁月飞看来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还是在写给皮埃尔将军的信中，雁月飞这样写道：“今年十月，我将在长江流域进行重力测量，在长江上游测量是很困难的事，因为这要穿过完全是共产党的区域，在那里要采取些预防措施。”

作为一位法国公民的雁月飞于是想到了寻求法国海军的保护。几天后的7月22日，他致信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少将理查德，函请法国远东舰队协助其旅行。

雁月飞的请求在十天后得到回复，在1934年8月3日的回信中，理查德少将告知雁月飞，批准其乘坐“Dourart de Lagree”舰从事长江流域重力测量。“Dourart de Lagree舰于九月初在上海启程，将于11月初到达宜昌并于11月10-15日到达重庆。你可直接与该舰舰长商定该舰的航行计划，在必要时将此计划用电报告诉我，经我批准”。另外，此次旅途中的费用，由雁月飞直接付给该舰舰长，而中国当局方面则由雁氏自行交涉。

1934年11月4日至1935年2月10日，雁月飞历时三个月完成了中国中部67个测点的测量。关于这三个月的经历，尤其是雁神父是否确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与共产党遭遇，在徐家汇观象台后来保存的档案资料中尚未找到文字记录。那是刀兵相见的关口，生死搏杀之际，想来交战双方都无暇顾及一位洋教士的活动吧。

西南之行

1935年3、4月间对中国西南21个测点的测量，是雁月飞在华重力测量的最后一站。

1935年2月13日，雁月飞在即将动身之前曾写信给严济慈称，“研究院可以正式写信向这二位长官提出要求：1、给西南各省地方当局的介绍信；2、拨车子一辆供我们使用……”。这样的周旋显然是成功了，在平研院派出的助手张鸿吉后来的记述中，一个月后的3月27日，在二人平安抵达广州之后，“雁先生复往晤西南五省外交专员，甘介侯先生，请发给证明文件并电西南诸省关照”。

尽管事先有此准备，但变数是无法避免的。

科学报告无法复原当时的艰辛，但一篇发表于1935年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上的文章却约略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该文题为“物理学研究所派员赴两广滇越测量重力加速度之经过”，作者张鸿吉，是平研院派出的两位与雁氏合作测量的研究人员之一，另一位是鲁若愚。

按照张鸿吉的记述，1935年4月，当他与雁月飞抵达云南昆明欲进行测量时，政府正在忙于作战，因此“车辆尽数征为军用。同人抵省之先，报纸即已刊布，各方皆能重视，但二十日整日往返交涉，不能得一汽车；且当此军事倥偬之际，当局亦难负保护之责。处此进退两难间，法国驻昆明领事A. Gandon愿自驾私人汽车，供同人前往安全地带测量。云南公路不甚发达，向西只有通大理一路，且系新筑，尚未完全成功。……计修路搭桥多次，方达楚雄，为时已下午四时矣”。在楚雄的测量结束后，因不便住宿，因此稍稍用餐之后，二人即连夜东返。“月夜中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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