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致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列强实行的殖民主义原也以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优劣论为其 “合理性”的依据。战后，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反种族歧视运动的高涨和胜利，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它没有殖民地，没有在思想上受到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从历史上，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站在日本的立场看，这一努力是相当成功的，以今天的客观形势，没有必要加以否定。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

国际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很不公平。试设想，假设德国出现任何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置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竟然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 能逃得过去吗?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最近奥地利极右派自由党参加政府，整个欧美世界的反应何等敏锐、何等强烈，而且联合抵制和干预毫不留情。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一再发出对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却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我为之愕然。他本人是犹太人，号称汉学家，懂中文，太太是中国(台湾)人，我原以为本应对中国人的遭遇更加理解和同情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等，他说当然知道，而且还能用中国话说这个词，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太太也经常争论，现在在家避免这一话题，以免吵架，但是他仍坚持他的观点。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可以扣一个帽子说，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和殖民主义观点。这样固然很痛快，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感谢这位先生的坦率，他启发了我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有一点是事实：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不论散居世界何处，对讨回历史公道都意志坚决，对任何法西斯残余高度警惕，抱着除恶务尽的态度，丝毫不含糊。而且他们除了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已经汇人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经济、舆论界都拥有强大势力。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睥睨亚洲。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欺软怕硬。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只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是可以征服中国的。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元帅是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一切是可以说了算的。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靠日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很难产生民主制度。在彻底战败的废墟上，借外力另起炉灶，未始不是一个“坏事变好事”的机遇。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方向做了努力。日本的和平宪法和今天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等等还是占领初期确立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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