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稿子改错了吗

1931年初，史量才对《申报》进行改革，黄炎培重返《申报》，于1月11日出任总管理处设计股主任。史量才又于6月聘请陈彬和专写时事评论，对当局持批评态度。“一·二八抗战”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上海舆论界对蒋介石非常冷淡。据蒋介石1932年3月15日日记：“自沪战以来，民众与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以余为误国之人，故各报不载余之言行，今日始见记载。是乃千虚难逃一实乎。”那一天，蒋介石决定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一直把黄炎培和《申报》同人看成是反动派，而对于反动派“非铁血不能解决”。（蒋介石日记3月2日）

《生活》周刊原是黄炎培主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内部刊物，后来交给邹韬奋主持，关心社会生活，批评时政，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1930年在黄炎培的支持下，让《生活》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出版。《生活》周刊在1932年3月12日出版的第七卷第十期上，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后来一直对当局的消极抗日持批评立场。

蒋介石于1932年7月12日日记中再次怒骂黄炎培：“晚见《申报》，将余之原稿改恶错乱，反动派之捣乱，犹方兴未艾也，不加严厉处置，何以征服反动。乃下令先在三省禁寄《申报》，王（黄王误读—引者）炎培、陈炳和之反革命应彻底惩治也。”

当时，国民党方面召开国难会议，征召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但由于国民党无意开放政权，遭到各方抵制。4月1日黄炎培日记：“国难会议上海会员会第四次会，因赴宁代表归述行政院长汪精卫无意接受取消党治、施行宪政案，决定不去，电政府申明不去理由。”5月5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且答应取缔抗日活动。但黄炎培在民间仍坚持抗日的宣传活动，因而遭到当局的压迫。8月18日黄炎培日记：“得悉《生活》周刊将由禁递而发封，中央党部公文已到市政府。《生活》周刊案、申报馆案（禁止长江四省邮递）皆牵及余，且以余为总目标，何政府之不谅至此！” 国民党当局指名黄炎培必须离开申报馆，24日他正式辞去了申报馆职务。但《生活》当年并未被封，1933年底被封后，邹韬奋开办了生活书店，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至于蒋所说“余之原稿改恶错乱”一事，我们查到《申报》于1932年7月11日第四版刊载有蒋介石“答复《大公报》之询问，否认法西斯蒂组织，始终愿为国民党员”的谈话稿，但此稿与台湾国史馆所刊蒋介石的《事略稿本》1932年7月10日所载内容并无区别，但与7月11日所载蒋介石电复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张季鸾的正式文本有所区别。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大公报》的误差？我们没有读明白报道本身什么地方得罪了蒋介石。

蒋介石并没有对黄炎培实施“铁血”政策，他在民间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史量才则不幸于1934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扫除善意的批评

黄炎培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一直期望国民政府在抗日期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多次向蒋介石上呈军政界的弊病，却遭到蒋的嫉恨。蒋即使明知呈报属实，也容不得来自外界即使是善意的批评。

自参政会成立后，包括中共在内的非国民党政治派系，一直在要求实施民主宪政，黄炎培是当时宪政运动的重要角色。蒋介石也有明确的承诺，如1941年11月26日，参政会闭会式上，“蒋主席致词，极诚恳。”其中说到：“宪政是国父遗教，是既定国策，越早实现越好。若可行不行，此政府将不打自倒，望赞助、监督、督促……宪政实行后，当然是多党制，但训政时则否。各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政府定扶助之。”（黄炎培日记）但是，蒋介石实施宪政的承诺，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为了团结抗日，黄炎培在日记中自我安慰地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各党派间合作。余以两年来之周旋，政府及各党派对我都还不至于歧视。此次第四届（系一届四次）大会为内政审查会主席，审查七个关于宪政提案，各党代表争论虽烈而卒获圆满结果，在余总算对参政会尽了一分心，当观今后如何耳。”（1939年9月16日）1940年间，国共摩擦加剧，引起各界的忧虑。为此，黄炎培主动承担起了调解国共摩擦的任务。但是，黄炎培谋求团结抗战的愿望，在中共价值观里是“和事老”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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