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
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
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波斯佩洛夫）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
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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