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

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

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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