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获取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

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

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

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

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

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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