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之前，政府已经设立学校和书院来教育有志担任政府公职的人。由于考试在甄选公职人员的过程中日益重要，学校和书院的数目与规模也逐渐扩充。虽然有些学生可以修习诸如数学和医药之类的科目，但教育机构的重要方向仍然是训练有志出仕的学生准备参加考试。

从当代西方的观点来看，这种教育对于发展个人的行政才能和管理知识似乎毫无助益。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大都只偏重艺术和人文知识；其考试方式，又侧重于背诵能力、文体形式和作文技巧，反而忽略文章内容的整体性理解。虽然孔子的许多格言和训示对人性有极敏锐的观察，他也提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政治卓见，不过这些东西却很难成为实际行政上的指导。

长久以来，中国公职人员的教育和考试为什么只偏重舞文弄墨，而不重视实用的知识，对局外人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谜。这个怪异现象部分或许可归因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阶级学术传统，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做才符合孔子的学说。

孔子的教诲认为，不管追求什么目标，每个人的首要工作是个人本身的修养：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

他更主张，研读传统典籍是发展个人的基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

从上述前提出发，很自然的逻辑结论就是：精通典籍应当优先于任何“旁骛”，包括学习行政知能。

别人或许会毫无疑义地接受这项结论，孔子自己则有所保留。在一段相当不寻常的话中，他说道：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

（二）文官制度的其他层面

大多数文官都集中在京城的都会及衙门中办公，有些奉派管理盐铁矿产、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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