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敢如此蔑视官员？

在古代官场，“县官不如现管”。包括办理文书的小吏（即胥吏或吏胥）、差役及其他办事人员在内的吏，是编制外的、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编制内官员的庞大群体。表面上，他们地位卑贱有如奴仆，实际上是衙门实权的掌控者。他们越权、窃权、弄权、专权以至专政。朝廷内外、国家上下不可一日无吏，但吏又上欺官，下害民，成为国家一害。以此之故，宋人叶适惊叹：官场成了“公人世界”，即衙役们的天下！清代顾炎武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代郭嵩焘甚至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

高官坐牢方知狱吏之贵

高官勋臣一旦仕途蹉跎，身陷囹圄，不免受狱吏凌辱，所谓“人在屋檐下，哪得不低头”。

《汉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初功臣周勃，先后任太尉、右丞相，封绛侯。其长子娶了汉文帝之女。当时的周勃，可以说尊贵无比。然而功高震主，有人摸透了汉文帝猜忌周勃的心理，诬告周勃要谋反，汉文帝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于是周勃被逮捕。

到了狱中，狱吏才不管你原来当过什么官，权势有多大，在监狱这方天地，他就是老大，一切由他说了算。狱吏让周勃吃了一些苦头，周勃领教了狱吏的厉害。为了少受罪，周勃只得曲意巴结狱吏，“贿以千金”。见钱眼开的狱吏在木简的背面写了五个字：“以公主为证。”并提示他：你的儿媳不是当今公主吗？有现成的一条路，为何不走？狱吏教的这一招果然有效，周家的人通过薄昭请出了薄太后。在汉文帝上朝时，薄太后走到大殿上，将头巾解下，掷向汉文帝，责问道：绛侯周勃在平吕禄、吕产之乱时，手握传国玺，统率军队，此时不反，难道居住在一个小县，倒要反吗？汉文帝无话可说，只得答应释放周勃。周勃被释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

据清代刘体智《异辞录》一书记载，曾任侍郎的张荫桓坐牢，狱吏并不因他曾是“副部级”官员而对他另眼看待。不但如此，还因他油水大，向他一天勒索1万多两银子。张荫桓很纳闷：这狱吏的胃口怎么这样大？就问住在隔壁的犯人，一个姓叶的“军门”（提督军务总兵官，地方高级军事长官）：你是不是也要交这么多银子？姓叶的人告诉他：我比你交的少多了，我是享受“优惠”的，每天交6400两银子。狱吏说，本来要收8000两，打八折，减至6400两。二人叹息不已，都说到了牢里，才知狱吏有这么尊贵。

古代贪官不少，贪吏更多，有些吏比官更贪。吏比官富的现象，并非个别。明朝李清在《三垣笔记》一书中写到，刑部一官员说：“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无一介不取之吏。”这位刑部官员，一定是见的多了，听的多了，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朱元璋为吏殴官而震怒

宋朝李心传说：“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不能制吏，而吏能制官，这种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不独发生于宋朝，它在中国古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小吏不但对百姓专横，对主官和属官专横也是常见的现象。

明朝洪武年间，发生过小吏在公堂公然殴打县令等官员的案件，而且不止一起。此事引起明太祖朱元璋的震怒。他在亲自起草的《御制大诰》中，专列一章，谈“吏殴官长”的问题：

“各处有司惟务奸贪，不问民瘼，政声丑陋，愚民所耻，所以苏州常熟吏人沈尚等，衢州开化吏人徐文亮等渺视二县官长邓源、汤寿轻等，于厅殴打。罪虽吏当，官何人也？”

苏州常熟县小吏沈尚、衢州开化县小吏徐文亮等人，殴打本县县令，肇事者都受到了惩处，但朱元璋认为，光追究肇事小吏是不够的，还要问问，你们这些被打的官员，是怎么当官的？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从以上引用的《大诰》内容可以看出，朱元璋没有偏袒被打的官员们，他认为，这类事件，事出有因。被打官员们不是清官，而是贪官；不是忠良，而是奸邪，他们被打，是咎由自取。各个衙门的官员精力都用于做坏事、捞钱，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名声很坏，为老百姓所耻笑、怨恨，这样的贪赃枉法官员，怎不招打？

当然，朱元璋是不允许吏殴官这种“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的，他在整肃官员的同时，还整胥吏。《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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