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视官员为骡子

胥吏在本衙门的官员面前，无不卑躬屈节，低三下四，唯唯诺诺，一副奴才的样子。然而其内心，未必都买官员的账。在背后，对官员表示不屑的，表示鄙夷的，则大有人在。

清人朱克敬在《瞑庵杂谈》一书中，谈到了胥吏背后的狂言：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恽世临，是清代道光年间进士，曾先后任长沙知府、湖南巡抚。中进士前，他偶尔去北京一家酒馆喝酒，听到一名胥吏对人说，官场就像一辆车子，我等吏人好比赶车的人，主官和属官好比骡子，我们鞭子一挥，叫他们向左他们就向左，叫他们向右他们就向右。恽世临听了，心中暗暗“怪叹”。

不久，恽世临考中进士，由翰林改任吏部文选司主事。文选司掌管官员的任命、调动，是“跑官”的人要跑的一个部门。文选司的官员都是有权有势的所谓“热官”，该司的胥吏们也架子大，贪欲大。他们曲解“选法”，即选拔官员的法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地方官员，因而暴富。

恽世临是个精细之人，他时时记得酒店里那名胥吏讲的狂话，提醒自己不要被胥吏们当作被驾驭的、可悲可叹的“骡子”，遇事都要仔细核查，严防胥吏们弄鬼。胥吏们想舞弊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也就很难捞到油水。恽世临这位正六品的主事，断了胥吏们的财路，他们“奸不得施，怨之入骨，倒书其名于壁”，只能把恽世临的名字倒写在墙上，以低劣的手段发泄心中的不满，真是可笑。

为什么胥吏把官员视作骡子？为何胥吏们敢于如此蔑视官员？一是因为胥吏们看透了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处理政务、公务的实际本领；二是他们相信，官场由他们撑着，官离了吏，便玩不转。连嘉庆帝都说：百官听命于书吏。上自宰相，下至县令，都只会签字画押，不能实际处理政务、公务，都委权于胥吏，因而一日离不开胥吏。胥吏怎能不狂妄？怎能不拿捏官员？

书吏弄权惊动皇上

衙门里抄抄写写的书吏乍看似乎什么权也没有，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所抄写的文件，都是机密，是机密就有人要打探，探听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于是，不规矩的书吏便将他们抄写的文件内容当作“资源”，奇货可居，待价而沽，跟有关官员进行交易。

清代最高军政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军机处，就多次发生过抄写人员泄密案。事为乾隆皇帝所知，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十二日上谕中提出严厉批评：“军机处系机要重地，凡事俱应慎密，不容宣泄。今乃有在京直隶、江南、浙江等处提塘，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省督抚者。朕看此情节，在提塘等微末之人，不过以此博督抚之欢心，在督抚亦乐其不时私递，得闻京师信息。”

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处理，免于查究。但对于泄密的书吏，自然要受到严肃处理。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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