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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