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通过举《吴越春秋·逸篇》的一条记载，证明西施在吴亡后为越国沉水而死。这条记载涉及到对两个词的理解。一是“鸱夷”。“鸱夷”原指皮囊，吴王夫差杀害伍子胥用的就是置伍于“鸥夷”中沉于江；同时“鸱夷”又是范蠡离开越国后为自己改的名。《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在越国灭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后人便用“鸱夷子”或“鸱夷”来指称范蠡。一是“浮”。“浮”的通常意义是“漂在液体表面或空中”。但杨慎认为，这个“ 浮”字应作反训，指“沉”。这样，“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就有了两种理解：其一、越国让西施跟着范蠡泛舟五湖；其二、越国沉西施于江，让她随子胥而去。杨慎认为，第二种解释与《吴越春秋》及《墨子》的记载相合。杨慎还说，伍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有关，因此用同样的方法，让她随子胥而去是 “报子胥之忠”。

杨慎的这一说法引来不少争议。第一个出来反对杨慎此说的是明人陈耀文，他为纠正杨慎《丹铅录》等书错讹，特意著《正杨》一书。就西施归宿问题，陈耀文引了唐人陆广微《吴地记》中的一段文字：

(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并说：“观此则《逸篇》宁非影撰耶?”(《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对陈耀文引《吴地记》这段文字以“正杨”的做法，同时代人王世贞很是不屑，并讥嘲《吴地记》是“说梦”，而陈耀文则是“梦中说梦”。他说：“ 范蠡为越成大事，岂肯作此无赖事。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吴王不怒越者。齐东野人之谈，何足据也。”王还认为，《吴地记》中的“语儿亭”即当时人所称的“女儿亭”，这个名称是由《越绝书》中提到的 “语儿乡”与“女阳亭”误合而成，所谓“语儿亭”是不存在的。因此，《吴地记》将《越绝书》“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看成由上述之事发展而来的观点很不可信。(《奔州山人四部稿》，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P7425)见到王世贞的文章后，陈耀文反驳说：“《吴地记》其书见存，杨谓《逸篇》者，出何典记耶?余谓其影撰，故引以正之耳，元美不能逆志，而云各有所出，殆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

应该说，王世贞对《吴地记》所述西施之事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说它是“齐东野人之谈”也不为过，但说陈耀文是“梦中说梦”则是不恰当的。陈耀文只是以现存之书来批驳影撰之事，亦即杨慎所引《逸篇》没有交待出自何处，陈也从未见到过，有凭空捏造之嫌。王世贞显然误解了陈耀文的本意，因此便有了陈耀文“梦中说梦之后更呓语耶”的反唇相讥。今天能见到的《修文御览》，确实没有杨慎所说的《吴越春秋·逸篇》引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 1212册)

明末的徐树丕从另一个角度立论，支持了杨慎“西施被沉”的说法。他在《识小录》中说：“当吴之亡，吴王逃至阳山自杀，必先杀西施，不以所爱为仇辱，此理之可信者。沈于江，必吴沉之也。蠡高人又智士，岂取亡国之妃为俪，其必不然矣。”徐在这里提出的两条理由，即吴王绝不愿所爱之人为仇人所辱及范蠡绝不会娶亡国之妃为伴侣，都十分勉强，所依据的仅仅是吴王与范蠡两人的人格自尊，这显然把复杂的人性看简单了。同时，他针对《吴地记》中的所谓“语儿亭”，给出了不同于王世贞的解说：“‘语儿亭’在华亭，去槜李百里，盖华亭原属携李，当时本名御儿，吴设以御寇，其后有生子能言者，遂改语儿亭。‘御儿’ 之改为‘语儿’，‘语儿’之讹为‘女儿’，又以加于西子，岂不悖哉!”徐认为，所谓的“语儿亭”，完全是一讹再讹的结果，如果将这样的结果“移植”到西施身上，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之说就变得全不可信。(《笔记小说大观》第40编第3册，台湾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5—82，P388—389)不过徐的这一说法，到底是从实地考查得来还是从书中考订得出，不得而知。

清人杭世骏持与杨慎相同的看法，他在《订讹类编》中说：

愚按：《西溪》载《吴越春秋》所云西施被杀，别无所考。意所谓被杀者，即沈之于江，非刑杀也。陆广微《吴地纪》引《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今本又无此条。盖“鸱夷”，子胥也。范蠡亦号“鸱夷子”，故有是误。升庵引《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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