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世骏的分析比较仔细，逻辑上也颇为严密。他还对杜诗和《吴越春秋》中“鸱夷”一词作了辨析，认为杜牧诗中“逐鸱夷”，指的是将西施沉江而殉子胥，因为“鸱革浮胥骸，亦子胥事也”，“鸱夷”是指装着子胥尸骸的皮囊，而不是范蠡；《吴越春秋·逸篇》所说的“令随鸱夷以终”，也是指将西施沉于江，原因是子胥之死与西施在吴王面前进谗言有关，“鸱夷”则是指沉杀子胥的皮囊。至于有人将“随鸥夷”理解为“随范蠡”，乃是因范蠡亦号“鸱夷子”引起的一种误解。再次，《吴越春秋》所说的“西施被杀”之“杀”，指的就是“沈之于江”，而不是其他方式的“刑杀”。最后，杭认为，陆广微《吴地纪》中所引《越绝书》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说法，因“今本无此条”，不足凭信；杜牧诗中的“舸”字，也是明显的误用。

不过对杨慎的某些说法，清人胡式钰持有异议，他在《窦存》的“书窦”篇说：

杨氏斯论，边见犹未免也。越王长颈鸟喙，方自歼其忠臣矣，尚念仇国之臣，而日沈西施以报子胥乎?特鉴彼尤物足以亡国，不欲有之也。且使西施果不杀，用给范蠡以终，说者又未必不谓惟范蠡高士，乃得享西施之美人；亦惟西施美人，宜终托范蠡之高士。是令西施随范蠡，亦以全西施报范蠡也。西施非私奔，范蠡并非偷掣之逃，何损其亮节哉?雪诬之说，恐范蠡不任受德耳。(《丛书集成续编》第2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P725)

文中的“边见”是佛教用语，指执着片面极端的邪见，相当于通常说的“偏见”。胡式钰的意思是，越王在灭吴后连杀自己国家的忠臣也唯恐下手太迟，哪里还会去顾念敌国的忠臣，杨慎“沈西施以报子胥”的说法未免可笑。越王之所以杀西施，只是因为有“尤物足以亡国”的前鉴。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西施范蠡走在一起，是高士与美人的结合，珠联璧合。西施跟着范蠡，既是为了报范蠡，也是为了托终身，因此杨慎的为西施“雪诬”之说反而是冤枉了这位美女，而范蠡也是不会接受这种“好意”的。综上所述，古代笔记对西施结局的看法有三种：一是在水中沉杀，二是随范蠡泛舟五湖，三是回到了故乡。以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证据最为原始也相对可信。问题是，越国为什么要沉杀西施，沉杀一个为越国报仇雪耻的功臣原因何在?“报子胥之忠”显然不太符合情理，红颜祸国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吴国灭亡的教训就在眼前。勾践为什么不既留下这位绝色佳人，又保持对色欲的一份清醒呢?难道勾践如此把持不住自己，如此缺乏自信?孟子曾说：“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这句话仿佛在告诉人们，西施之死与其“蒙不洁”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越国在事前，只是把西施当成是实现“阴谋”的一颗棋子，在事后，也根本没有把她看作是功臣，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视女人的贞操的，因此在西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的罪人给沉杀了。尽管这个罪人，这种“不洁”是越国君臣强加给她的。

西施的结局究竟如何，由于事情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史料的缺乏和记载的语焉不详，使得它成为一个千古难解的谜案。还西施归宿一个历史真面目，还有待于更可靠的证据。当然，这个谜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不过，无论怎样，这些都无关乎西施的美和她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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