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饶漱石事后给中共中央去电称“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一再声称他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以保证“无愧”。因为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在淮南盱眙县黄花塘村，故史称此事为“黄花塘事件”。

中共中央对于陈毅、饶漱石之间的矛盾很重视。最后，中央决定让陈毅回延安参加“七大”。陈毅颇多感慨，写诗云：“西去路漫漫，风物仔细看。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作为“黄花塘事件”见证者的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事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革命回忆录》之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花塘事件”发生后，陈毅曾经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陈毅一语成谶，“黄花塘事件”10年以后，饶漱石果然“翻船”。

1945年，“七大”召开，饶漱石当选中央委员。本来在小组讨论时，潘汉年曾就饶漱石的缺点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饶“欺人、弄权、虚伪”，不宜担任中央委员。“为使饶漱石在选举时不致落选，刘少奇曾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了向饶提意见的代表，认为是对饶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维护了饶漱石”。（林蕴晖《刘少奇之路（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不久，1946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连获重任的饶漱石有些意气风发，他曾经与杨尚昆一起共事，杨尚昆经常呼之为“小饶”。可是，当1946年底前后杨尚昆再称呼他为“小饶”时，饶漱石竟充耳不闻，直到杨尚昆改口“饶政委”，饶漱石才答应。（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反“潜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改成华东局，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副书记，并把原华中局改成华中分局，也划归华东局领导。在主持“土改”期间，康生又过分强调“贫雇农当家”，对一些坚持正确主张的干部实行打击，称之为“搬石头”。为此，毛岸英仗义执言地表示出对康生的不满，而对饶漱石则有些欣赏。（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其实，饶漱石在山东土改的问题上同样犯有“左”的错误。1947年7月7日，他在华东局干部大会上说：“一锅端，杀了地主是好的，即使个别杀错了，端错了，只要是群众行动也不要紧啊！”他还说：“礼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杆子对驴……有的同志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我要问你，纽约的经济繁荣，你那火车是开到纽约还是开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分？为什么不能分资本家的浮财？农民为什么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已逐渐纠偏，但饶漱石仍强调山东的土改是“形左实右”。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与黎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1948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序幕徐徐拉开，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野战军政委的饶漱石与粟裕、谭震林、张震等人一道研究对策，由粟裕综合大家意见向中央军委提出进行淮海战役（俗称“小淮海”）的主张并被军委采纳。1948年8月，饶漱石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作战会议，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淮海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考虑发动渡江战役，并决定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饶漱石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为此，饶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在针对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斗争中，饶漱石立下过汗马功劳。

饶漱石领导的“反特”斗争是与中共党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特殊人物紧密相联的。此人叫胡均鹤，江苏吴县人，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鹤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胡均鹤被捕，敌人利用其妻怀孕及伪造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诱降，胡均鹤终于变节自首。变节后的胡均鹤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与潘汉年建立了联系。苏州解放时，胡均鹤找到了第三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陆政，说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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