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警报响起的时候，附近小学的学生和他们的教师排好了队伍，然后在军人的指导下开始向街的一头加快步子跑去。他们像小小的田鼠一样，消失在地下的地堡里。”这是1970年2月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诺曼·韦伯斯特注意到，全城正在挖掘防空洞。他记述：“与此同时，新沙皇的代表继续在北京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俄国人显然准备长谈，至少他们是希望人们相信这一点。”

来自北方的紧张

来自莫斯科的威胁始终是缠绕在中国领导人心头的忧虑。苏联继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的珍宝岛与新疆的铁列克提边防站，中国边防部队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的袭击。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苏联的仇恨被前所未有地点燃。北京城的老百姓都上街游行，高喊着“打倒苏修”。在北京市宣武区人防局任职的张京利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时珍宝岛事件的纪录片被反复播放，这个很短的片子里，“有牺牲的战士，还有过去的不平等条约。苏联占我那么多的领土，又杀我那么多的人民，还有解放军战士。”

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人防城市的确立有一个过程，首先定了70多个重要的大中城市，后来全面备战，一些作为后方基地的城市也被纳入人防城市”。《“深挖洞”的背后》一书的作者，致力于研究“深挖洞”历史的谭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而在其著作的封面照片上：狭长的巷道内，白炽灯泡的光线昏暗，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把废土渣用脸盆装好，依次传递着往外运——这差不多是从1969年开始，持续经年的经典场景。

“准备人民战争”

1973年的一天早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马克斯韦尔在牡丹江市乘坐一部吉普车前往市内的防空地道参观，初时，他料想自己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定是从宾馆驶往市中心，然后才进入地道。不料，吉普车竟转入宾馆内的地下的通道，然后驶经一段斜坡路，进入一条广阔到足以容纳车辆行驶的地道内。这条地道，连接着牡丹江市主要的地道系统，在地道总部指挥室的一张图表显示，这个地道系统是从一条干道伸展开去，一直伸展到市外的各个疏散点。“准备人民战争，这是毛泽东制订的战略。”马克斯韦尔写道。

“深挖洞”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谭克明介绍：“当时有任务，企业车间的机床要转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单位，家里和学校也要挖，上班的职工下班回来自己挖。回来后，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街道的公用工程。当时小孩很高兴，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坏人，看谁能逮到谁。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对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那时候感觉不愿意上课，愿意挖洞。”张京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作为学生，他自己也“想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即便不时因为缺氧而胸口疼、呕吐。

当年涌现出了很多挖洞标兵。根据谭克明在《“深挖洞”的背后》一书记载，残疾人也自动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聋哑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现场。某市有一位老太太已年满103岁，却一天到晚钉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递递工具，有时也装装土，并带领儿子、孙子、重孙子一起挖洞。某市涌现了30多名女风钻手，她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高度的战备觉悟说服家庭和亲友，驳斥社会上那些“女人打洞不生育”“女人打洞洞不通”的流言飞语。

洞打好后，还必须用砖头加固，于是北京城墙的城砖成了抢手货。1969年，北京市西城区二十九中，每天上学，老师就带着学生排着队从天安门西出发，到阜成门城墙拆城砖。一块城砖有50来斤重，就用绳子捆着，十几岁的大孩子捆一块，八九岁的小不点儿就捆半块，背一段，拽一段，把城墙砖拉回去。孩子们双手都起满了水泡，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让大家很开心。背完了城砖，大家又去背沙子、烧窑、垒砖，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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