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对清华附中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时任清华附中书记的韩家鳌回忆：“蒋南翔高屋建瓴。那时清华大学（招生）有一个什么问题啊，他们是高分低能：就是考进来分很高，但一到清华就是不及格。所以他要搞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条龙’。在中学就要外语过关，到了大学不要拖后腿。”

蒋南翔提出，清华附中毕业生的外语能不能达到大学的二年级水平，用现在的术语也就是四级。六十年代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回忆了当时颇具清华附中特色的两条方针：“学习以外语为纲”、“体育以田径为纲”。

外语以不分年级班次以每分钟阅读多少印刷符号为统一标准，没有上限利于自由发挥便于动态比较，一时课外读外语成风。我记得当时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原文的《別佳·沙拉阔夫》。从两眼一摸黑查字典到津津有味难以自拔，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当时的陈小悦、周立基早就参加了大学的考试，超过了大学二年级的水平。

清华附中改革和其它中学的另一个不同点是重视能力培养。以清华大学的需求为标准，在科目突出外语和数理化，让文科成为数理化间的休闲。举办各种课外班和竞赛，变被动应试为主动学习。比如当时“程紫明教学法”反对盲目大量做题，要求数学题不超过100道，提倡多种解法举一反三，鼓励创造性。对于竞赛成绩突出者给予重奖，记入档案，奖品有当时难见到的外语大字典。

学校出现了奋发竞争良性循环的生气勃勃的局面，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标兵，如品学兼优的刘延东，文武双全的关天池。对不按教学大纲的出格学生也给予宽容，比如我和邝桃生等高二时要求跳级考大学，初中的卜伟华要求不上数学课，自己钻图书馆自学，校领导也同意试一试。

1964年我入学时，清华附中经过三年的锐意改革，正走向它的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预科的创立和夺得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预科选拔：空前绝后的精英教育

我考入当时收分最高的清华附中后，还来不及得意和喘息，便马上面临着更激烈的挑战：预科选拔。现在回想起来，清华附中预科的创办即使到现在，在北京也是空前绝后的。它使清华围绕大学办附中的宗旨制度化，是清华附中提倡个人竞争的直接体现。

从1964年开始在高一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建立两个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这进一步使它在教材和学制上独立于其它中学。教物理的张老师是第一个用双语教学的。

当时，清华附中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的，学号名列前茅的学生具有无可争议的心理优势。比如我1964年考入高中是9号，对排在第一的田维煦就只有佩服。据当时的韩家鳌副校长介绍，选拔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素质并注重学生的发展潜力。但考试成绩无疑是最硬的指标。

1965年整个暑假我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当我在大厅看到自己终于入选时，激动不已。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只是选择什么重点科系的问题了。清华附中预科实际上就是清华大学预科。我选入预科是33号，排名靠后。预科的选拔是竞争教育空前绝后的经典，更坚定了我个人奋斗的信条。

除教材不同外，预科的一大特点是减负担、提高质量。我的班主任周鸿钧回忆当时的方针叫“少精高长”：即课时少、作业精、质量高、假期长。另一特点就是重视动手能力。“物理化学，我们单独开实验课。别人一学期只做二次实验，我们就做20次。按大学的要求打基础，两个人一个小组做实验。”（冯玉中回忆）

但青春的动力使我依然觉得太漫长，我和几个密友决定跳级提前参加高考，并在周围的非议中出了一种既有解题又有辩论的手写小报。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压给我们一种近乎悲壮的使命感。

海外学者有一种说法是预科的选拔决定于学生家庭出身。笔者求证于主管教学的吴裕良副校长，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我学号之前的好几位同学，比如1号田维煦（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没有选入预科。

冯玉中主任透露了一个潜规则，就是“选拔预科有一条，不能进清华大学保密专业的肯定不要。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啊，比如无线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咱们的硬标准就是这个。因为1966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两园环拱的清华附中在生源上也别具特色。作为子弟学校的延续，清华教授讲师后代中的佼佼者首选清华附中。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北大等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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