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预科聚集的是一批成绩好、能力强、出身按当时标准又不太差的精英，他们大部分都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和有知识背景的干部子弟。它的目标简单明确：百分之百的上清华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但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检验，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清华附中预科的这场空前绝后的试验也在历史的烟云中被遗忘了。

体育崇拜：全面发展的竞争精神

清华附中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遗产是它的体育精神。在这里死钻学习的书呆子受到蔑视，而体育夺冠受到崇拜。当时学校有条雷打不动的死规定：“下午4点，把学生赶出教室。”操场上各个运动队按部就班地训练，最体弱的眼镜们也要完成距离从北京到河内的“抗美援越”冬季长跑。当时就提出了“体育以田径为纲，田径以速度为纲”的口号。

每天上午的课间操，教室里空无一人。上千的学生整齐地排列在大操场上，圆明园稻田和清华园草坪的气息伴着高音喇叭扑面而来。全体校领导都在二楼大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做操，带操的是大嗓门的李春生。万校长简短训示后，不到30岁的团委书记顾涵芬浅色短袖白色发带，一口上海普通话讲得飞快。

每年春秋的运动会就是盛大节日。作为主席台的教学楼大平台有20米宽，面对400米正规跑道的大操场，运动会时红旗招展欢声雷动，颇有点小天安门的气派。

我有一次在三项全能百米赛冲刺时，为躲跑道上照相的同学摔了出去，校长马上跑下来探问，同时扩音器里提醒不要在跑道上照相。但我那张背心前印着“清华附中”字样的撞线镜头成了绝无仅有的珍品，在四十多年后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时用作背景照片。

那时的学习优异者往往也是体育尖子，比如中跑冠军关天池、铅球冠军郑光召、短跑冠军刘宪英。在运动会上夺冠的选手在这里享受英雄般的崇拜。高三预科的陈小悦是清华子弟中的哈佛子弟，1.85米的个头修长的双腿，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连续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卓尔不群的学习能力和出类拔萃的体育成绩使偶像产生。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距离追随其后，在操场上女生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那时男生的梦中情人也不是“同桌的你”，而是挺着小胸脯撞线的女生。对体育的鼓励不仅是精神的，也有物质的。那时参加运动队的学生每天早晨可以领到一瓷瓶酸奶，备战运动会时加一个肉菜。这在刚摆脱饥荒的匮乏年代简直是意外美味。后来“文革”的大字报称他们为“酸牛奶里泡出的修正主义苗子”。

海淀区和北京市的运动会则是校际竞争的战场。那时在海淀区的主要对手是隔圆明园相望的101中。这是一所建于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弟学校，他们在跑道尽头喊哑了嗓子，流着泪为本校的选手加油，而清华附中则为优雅的过杆欢呼。比起101中热衷拼搏，清华附中更追求完美。101中的偶像是金色短发的美裔干部子弟卡玛丽达，绝对的女子铅球冠军。而清华附中的偶像是双腿修长的跳高冠军陈小悦和身材匀称的女排队长刘刚。

清华附中黄金岁月的另一个标志是1965年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在整个海淀区乃至北京市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小《东方红》”，被当作清华附中对外形象的样板。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词作曲的王玉田老师。在26年后的1992年，在西单剧场重演时，王玉田因激动过度死在鲜花丛中。他和体育老师赵晓东、美术老师吴承露造就了清华附中音体美独领北京中学风骚的华彩篇章。

圆明园：左右为难的阶级路线

而一步之隔的圆明园给每一个清华附中人的印记都是终身难去的。凌乱的圆明园遗迹在夕阳中把历史浓缩成一片沉重的墓碑。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

在附中受到清华大学美式自由竞争风气的熏陶的同时，日益强化的阶级斗争氛围也在影响着它。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为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领导给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接着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

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射击队在圆明园苍凉的田埂上立起了练习靶，使他们亲身体会到父辈掌握“枪杆子”的感觉。在这些以出身为选择标准的队组中，正如毛主席教导毛远新的：“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

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以解放后的干部子弟和解放前的富贵后代为核心，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圈子。我和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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