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清华园的竞争教育使学生中的高知子弟和干部子弟开始分化，那么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却人为地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加深了两个圈子的对立。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校园“熊娄”事件，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一时两派的大字报针锋相对。万邦儒校长把娄某（平民子弟）由于打饭争吵对熊某（高干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高631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阻击干部子弟的战场，连外班的同学都挤来“观战”。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差一票也不行。

清华附中校领导为摆脱出身的阴影，把圆明园民族屈辱的废墟变成阶级仇恨的课堂。在这里的忆苦思甜、插秧种稻、反思原罪、入团宣誓，都具有了一种图腾膜拜的仪式感，这是其他中学所不可能有的。

校领导在对高知子弟的偏爱和对干部子弟的娇惯中左右摇摆，不仅使两派各有所恃而且矛盾加深。实际上后来的两派对抗并不总是以观点区分左右的，1964年反对学校领导“阶级路线”的一派，在1966年红卫兵反对校领导时却成了坚定的“保皇派”。

清华园美国式的竞争精神和圆明园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从相反的两极滋养了清华附中。但也是难以区分的，我们到清华园看“反右”展览，却在圆明园早读外语。

万邦儒：生不逢时的教育家

1992年6月7日早晨，万邦儒因心脏病在家里悄然无声地去世。这是一个常见的中学模范老校长的一生。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学校一棵松树下，也算是对“百年树人”传统理想的尊荣了。

这是因为人们没有翻动1966年这一页。在这一年前，清华附中重点大学升学率跃居榜首，高考各科平均成绩90分以上的考生占了北京市的1/4；在竞争白热化的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清华附中一举拿到了四个组别团体冠军的三个。也就在这一年，在地处西郊一隅的清华附中发起了蔓延全国震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留给了历史一个困惑。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它的主角——不管是正面的偶像还是对立的标靶——只是万邦儒。

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在深谈后对我说：“万校长啊，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教育家。”

1966年，万邦儒已经或接近完成了他1960年制定的“三级跳”蓝图的前两跳：头三年到1963年，第一批毕业生已达到北京市一流学校：再三年到1966年，以预科毕业生争当全国名牌学校。具有讽刺的是，正是这些预科精英在“文革”中发起了红卫兵取消了高考，预科也随之夭折成为空前绝后的实验。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这帮学生都以绝对的高分考取名校，我却因为心中的愧疚没有敢报清华。

“文革”后，他虽然又在15年的校长任上不断寻求突破，但在脱离了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清华附中，只能在行政体制中得到“模范中学校长”、“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却离教育家渐行渐远。所以说，他也是生逢其时，撞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文革”岁月中他备受摧残但顽强不倒，或许因为批斗他的都是他精心培育的学子。但那个万邦儒时代留给清华附中人的印记却是终生的。他是当年清华附中教学改革的绝对权威和全体师生的偶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正是他提倡的精英竞争和对干部子弟的纵容滋生了红卫兵。

他去世后不久，散布在海内外的各对立派的老三届校友聚在一起，为他们的老校长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新实验大楼的前厅。不知他是否理解他推崇理工的清华附中，何以产生了一个作家群：张承志、史铁生、章立凡、郑光召、陶正、骆小海、仲维光、甘铁生、胡瑞民（赵介轩）、谭甫成、宋柏林……不知他能否听到他以往得意门生的扪心自责：“这不仅表达了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也表达了我们这一代含蓄的集体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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