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沙龙”所在地为两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进门处是一个日式花园。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近藤美津子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西式砖木结构建筑。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成为日军的驻屯地和中转站，常驻日军多达10多万，于是，近藤夫妇又将东侧的两幢两层房屋也霸占下来，并在五幢房屋之间，架起连接通道，以方便日军官兵进出。经营者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东宝兴路120、122、124号），从而形成了一个规模颇大的日军“慰安所”。

中、日证人的回忆

1994年，笔者找到时年81岁的陆明昌老人，据这位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老人介绍，他原籍江苏南通，一二八事变前后，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进“大一沙龙”做杂务工。这时的“大一沙龙”，客人除了日本海军以外，还有日侨。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里面是个大酒吧，平时接待客人，可以喝酒，也可跳舞。两厢房、二楼以及后面的三幢建筑均是日本“慰安妇”的房间。楼房的东侧有个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舞场，每天这里都是热闹非凡，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最为疯狂。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这里成为日本海军专用的“慰安所”。“慰安妇”们穿着和服，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来检查，在一楼的4号房间为“慰安妇”检查身体。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陆明昌在“大一沙龙”除了烧饭外，还要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晚年仍能讲一些日本话。他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每月的工资却只有6块银元，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

根据陆明昌等知情人的回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遭受日军的奴役。

家住附近的林铃娣（1994年71岁）对“大一沙龙”还有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我们管‘大一沙龙’叫‘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妇’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10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122、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

林铃娣的家为东宝兴路113号，就在“大一沙龙”的东首。她的丈夫王金鑫（1922年生，江苏启东人）回忆，除了小的木桶外，“慰安所”还需要大的木桶，他也时常做这种人能进入洗澡的大木桶。

“大一沙龙”后来的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海军和管理者合作，对内部进行了改造。家住东宝兴路101弄6号的陈阿金老人，年轻时为木匠。他曾与师傅一道在“大一沙龙”做工，主要是隔离房间，做日本式的移门拉窗，安装榻榻米。他记得五幢房屋的两层楼均用天桥连接起来，以方便营业。“慰安所”里有日本、朝鲜和中国的“慰安妇”。他与师傅做工，每天的工钱是25钱。他回忆，“大一沙龙”设备在当时算是非常好的：有煤气和抽水马桶。但许多设备在战争结束时被日本人拆毁了。账房先生是个日本人，比较胖。 “大一沙龙”有门卫，晚上关门。

张银富（2001年72岁）家住东宝兴路103号，他说原来“大一沙龙”东边也是两层的建筑，非常好，但日本人进攻上海时被轰炸毁掉了。“大一沙龙”里的日本人对待周边的中国人还算比较可以，而帮助老板管理的人则非常坏，经常训斥甚至殴打中国人。日本投降后，这里作为敌产被国民党空军接收。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并分配给军方一家皮鞋厂的职工居住。现在那里还住着原解放军3516工厂的家属，大多已退休。笔者访问这里的居民何怀启，他1955年即分配到这里居住，现在已过古稀之年。他说，东宝兴路原来是弹夹路，“大一沙龙”的房屋外面有些变化，连接的天桥都被拆掉了。我们来住的时候，房间内的地上仍全部是榻榻米。

1924年出生的龚荣华，住在东宝兴路123弄7号，14岁时被国民党拉夫做过火头军。后来他曾为日军做饭，做了14个月。他记得“大一沙龙”原本有大铁门，后来在1958年大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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